穿过大半条长长的十里街，拐弯是又长又窄的弄堂，弄堂到底有个三叉口，再往左拐，才能看到老屋。一般情况下，母亲会在老屋的围墙门边张望，看见我，转身，把围墙的门开得老大老大。

　　这条路一直伴随着我整个的童年，小伙伴都住在这路上。小时候，这路的两边大都还是农田，农田上放满草舍棺材。那时，给祖父买烟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每次帮祖父买烟，都能顺便带一颗糖。但有时候，这个事情会在晚饭后进行，在糖与棺材之间行走，是一件难以决择的事情，最终那抹甜味占了上风。所以，常常有脚下生风的女孩飞奔在这条小路上。

　　但有时候也不会飞奔，因为隔壁的寿头（傻子）阿根会跟在我后面。他在后面，让我觉得安心，我会慢悠悠地走。

　　阿根是真的傻，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前面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姐，父母已经有儿有女了，所以都说他是多出来的。他出生以后，阿根的爹妈要去做地头，就把他交给姐姐抱。姐姐自己也就七八岁，抱着他经常会摔倒，还把他摔得哇哇大哭，摔着摔着就摔成傻子。村里人都是这么说的，我相信他也是摔傻的。他年长我两岁，刚读书的时候，本来高我两级，读着读着，考试不及格，就留一级。读着读着，又留一级，二留三留，读得比我都要低两级，最后小学还是没有毕业出来。

　　小伙伴都要避他，怕与他一起玩会变傻。但是我有时悄悄地与他玩，因为他喊我名字，所有认识我的人只有他喊我“秀文”。其他人都喊我“阿二”，还叫我拖油瓶。因为我上头已经有个姐姐，我又是个女孩，所以就是阿二。如果我是男孩，我就不是阿二了。我讨厌别人叫我“阿二”。

　　给祖父买完烟，我就坐在东厢那间屋里靠窗写作业，朝东的窗户开着，有阵阵的凉风吹来，常把我稀稀拉拉的黄头发吹得更乱，我用手一拢，它们又都到脑袋后面去了。

　　阿根冷不丁地会在窗外喊我一声：“秀文！做作业啊，我不做的。”

　　我不理他，知道他从来不做作业，也根本做不出作业来。

　　如果被我母亲听见，就会走到屋外，对阿根做着赶走的姿势大声道：走开走开，阿二要写作业来。

　　阿根就会对我扮个鬼脸，一拖一拖地走了。

　　后来我到城里读书去了，很少回家。城里的同学都叫我胡秀文，再也没有人叫我“阿二”。我渐渐地忘记自己是阿二，也渐渐地忘记阿根。

　　等我结婚后，路上的棺材都统一规划进公墓，路两边陆陆续续建起楼房，这条小路显得更窄，来来往往的人更多。我家东厢屋的东窗门安装了窗帘，长年累月窗帘都紧拉着，与小路作一个隐私的隔断。

　　后来，老妈说阿根与一个邻村的寿头阿丽结婚，还生了孩子。孩子生下来白白净净，肥耳方脸，福相得很。我为阿根高兴，可能负负得正，生出一个天才来。有一天我看见阿根抱着儿子在路上走，就买一板津威饮料给孩子，对阿根说：孩子养得可真好，以后肯定能出山。

　　阿根乐呵呵地到后路去了，碰到谁就说一句：秀文说的孩子能出山。

　　谁知，小孩子长到两岁既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阿根的姐姐把孩子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孩子的脑子比正常的孩子要小很多，智商很低，可能生活都不能自理。如果说阿根是个半寿，那孩子就是全寿。

　　“阿根其实不傻，有时也很聪明来。”有时，母亲会说：“他去超市工作，搬货，能挣钱。他有残疾证，政府每个月给他发钱。他把超市的广告单拿回家来，然后当成破烂卖掉会换钱的。现在生个全寿，比不生还麻烦。”

　　果然，没过多久，他们就把孩子送进了福利院。孩子送走以后，阿根更沉默，看着似乎更寿了。有时，看见与他儿子同年龄的孩子，会走过去说：来，喊我一声爸爸。当然，会被孩子的父母呵斥道：去海里看你儿子去。

　　福利院在杭州湾，我们坎墩人都叫海里。

　　上周我回老屋，母亲说：东屋的窗帘坏了。

　　然后母亲又说：阿根死了，得的高血压，半夜里心肌梗死的。那个寿头婆娘睡得跟死猪一样。

　　我说：这个窗帘不要了，买个新的吧！说完，一把去扯窗帘，窗帘上的灰像雪花一样落下来，落我一身的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