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取士规模较前朝有了很大提高，不仅名额大为增加，制度也日趋完善，使得寒门学子有了更多步入仕途从而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南宋时，浙东一带文风尤盛，官宦云集，众多士大夫供职于朝廷，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余姚烛溪湖孙氏集三代人的发奋努力，孙应时终于成为余姚孙氏家族成功入仕的第一人。
一
孙应时（1154—1206年），字季和，号烛湖居士，一作竹湖，晚年又号竹隐，余姚烛溪孙家（今浙江省慈溪市横河镇）人。他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学者尊称烛湖先生。
孙应时于乾道八年（1172年）入太学，淳熙五年（1175年）中进士，但仕途却比较坎坷，历任台州黄岩（今浙江台州）县尉、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县丞、严州遂安（今浙江淳安）县令。绍熙三年（1192年）丘崇入蜀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孙应时应丘崇之邀任其幕僚，协助丘崇为南宋在四川军事的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功升京官任平江府常熟（今江苏常熟）县令，期满离任时受郡守诬陷被罢官。嘉泰四年（1204年）孙应时冤案获得平反。开禧二年（1206年）朝廷授予孙应时通判邵武军，赴任前病逝。孙应时逝世之后，南宋政局急剧动荡，四川发生吴曦叛乱被杀，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柄国，宋廷重新处理四川问题，孙应时在蜀功绩终于获得朝廷褒扬。户部侍郎沈诜，刑部侍郎蔡幼学，给事中曾焕，吏部侍郎黄度，兵部侍郎戴溪，工部侍郎汪逵六人联名上奏孙应时的学问与为国弥患的赤胆忠心，得以惠及幼子祖开。《会稽续志》也将其生平事迹编入《人物志》，其作品集《烛湖集》得以出版流传至今。
烛溪湖孙氏原本世代以务农为业，据孙应时父孙介自撰墓志称：“族绪微寒，难援世谱，但闻五代祖自睦州徙居此，力田自业”。孙应时的高祖为孙亮，有两个儿子，长子孙政即孙应时的曾祖。孙政有四个儿子，分别是伯子升、仲子什、叔子充、季子全。孙介是孙充的儿子，因为孙全没有儿子，所以其伯父孙升做主，将孙介过继给孙全。孙家家贫，孙介的伯父出家为僧。然孙升“识趣不凡，间就儒生习《论语》《孟子》《诗》《礼》，辄通大义，慨然蕲变其家为儒。”召集家族子弟，亲自教授经史子集，开启了孙氏子弟第一代儒学启蒙。
孙介（1114—1188年），字不朋，号雪斋野叟。四岁时即跟随兄长孙畴（字寿朋）在郡庠读书。七岁时，他伯父听闻大儒胡宗伋（1071—1140年）讲授闾里，便带领家中子弟负笈依其门，由此开始孙胡两家“四世百年相为师友”的交情。孙介兄长寿朋“少凝远有伟志，言动遵规矩”，师长称赞其“万金可有，孙寿朋不易得也。”不幸寿朋早逝，孙介被迫中断学业，就馆授书，边教书，边自习，虽几次参加科举，却屡试不第。
尽管孙介本人科举不第，但是他时刻牢记伯父孙升和兄寿朋以儒业振兴家族的遗志，为更好地教育三个儿子，孙介辞馆回家，亲自教授。因家贫买不起书籍，就亲手抄写诸经正义、诸子书、战国策、两汉晋南北隋唐五代史、百氏文集、异闻杂说等，遇到荒年只能靠卖田维持生计，孙介专门就此事作《乾道乙酉鬻田训子有作》诗，三个儿子均有唱和。
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介长子应求在淳熙四年（1177年）通过乡选，成为乡贡进士；次子应符虽然没有取得功名，但是有著作《历代帝王纂要》二卷、《初学须知》五卷，并载于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幼子应时于淳熙二年（1175年）中进士，实现了家族由农转儒的跨界。
二
孙应时出身寒门，但他“问学深醇，行义修饬，自游太学，已为士友所推。登科以来，栖迟州县，爱民洁已，声誉蔼然”，其“道德文章，师表一时”，“学行、政事、词采、翰墨，动辄过人”，“见微虑远，能为国家弭患于未形”，可见孙应时无论才学还是政声，皆为一时之人望。
《会稽续志·孙应时传》称“公天才颖异，陶冶严训，八岁能属文。”集中收录孙应时《隆兴甲申仲冬回自郡城宿龙泉寺遇雪》，是其十一岁时所作，充分显示其少年诗才，也开启了孙氏家族第一次家庭唱和，其父兄皆作诗唱和，且这个习惯长期保留了下来。朱熹曾称赞孙应时的诗“语意清远，读之令人想见湖山之胜”，可见孙应时诗文上的艺术成就。
淳熙五年（1178年）冬，孙应时获得第一个任职，台州黄岩（今浙江台州）县尉。孙应时没有因为官小地偏而轻视，他认为“州县之官，莫如尉最卑，然而亦最近民。有志之士，如欲深知民生之艰与为吏之不易，以推及乎世之迁变，观古今风俗政事本末，求切于实用，而精思其所不及。则虽奔走劳悴于尘埃棰楚之地，疑非所当厌也。闻古之士不卑小官，而必行其义。”在任期间，他体察民情，深得民心。任满离官时，“黄岩士民惜其去，欲共置田宅留居焉，辞不受。”他“爱民洁己”的政声也得到上级和同僚的赞赏，浙东安抚使王希吕和浙东提刑张诏都曾先后向上级举荐，而最赏识他的当是朱熹。淳熙八年（1181后）十二月，浙东发生饥荒，朱熹调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负责救灾事宜，孙应时因才学品行，深得朱熹赏识，一见即与之定交。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孙应时离任后不久，朱熹至台州赈灾，专人送信与他商量黄岩粜济和水利事宜，“诸人欲得贤者复来，现欲差出县丞，却烦吾友摄其事，主此工役，不知可来否？”诚邀孙应时重返黄岩任县丞，主持当地水利工程，可见朱熹对孙应时才识品行，尤其是执政能力的看重。
淳熙十一年（1184年），孙应时应致仕宰相史浩邀请讲学东湖书院，担任史家子弟的塾师，史浩之子弥大、弥正、弥远、弥坚均从之学。这段时间，孙应时不仅与史浩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是他一生中专心问学，经史著述丰硕的阶段，其毕生的经史著述皆在此时完成。此外，他还协助史浩修订《尚书讲义》，在书信中他称史浩之书“多所发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蕴，剖诀古今异同偏见，开悟后学心目，使人沛然饱满者，不下数十百条。”并应史浩要求提出了大量的修订意见，“则不敢一一疏诸刊本下方，少见归诚无隐之义。”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尚书讲义”条目称“此书实与应时商榷之”。
绍熙元年（1190年）六月，孙应时获任严州遂安（今浙江淳安）令，原本应待次三年，却提前于绍熙两年（1191年）三月到任。当时的遂安“十年来八易令，摄事者又六、七人，一以苟简趣办为事，簿书不治，里正偏受其害，诉于诸司及省部者相踵，而郡拘月发期会甚威”，“地瘠民贫，赋役繁重”，“学校二十年不养士，县廨倾敝，有覆压之虞”。面对如此困境，孙应时一方面寻求长官的支持，借用史浩《送孙季和赴遂安序》的影响力，使该文“传播一邑”，为他在遂安的政务顺利展开借势。他修学校，请教授，并亲自讲学，改革教学内容，把道学贯穿在日常教学之中，并建立周敦颐、二程与张栻、吕祖谦等先贤祠堂，行乡饮酒之礼等，多管齐下，推行“道化之训”。一年多以后，遂安一片新气象，“狱无重囚，学校粗修，人士知劝。”
正当孙应时的努力渐渐结出丰硕成果之时，他收到了丘崇的盛情邀请。绍熙三年（1192年）四月丘崇获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此时的四川，以吴挺为主的吴氏世袭兵权，在四川具有绝对影响力，他麾下的吴家军甚至“不知有朝廷”。如何抑制吴氏势力，是宋廷赋予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崇的重要任务。丘崇亟需人才，他对孙应时的才华颇为看重，诚恳邀请孙应时出任幕僚，同往四川。此时孙应时遂安令任期还没过半，听说应时将“从蜀帅邱公崇之辟，邑人不得而留，至于哭送”。可见仅一年多的时间，孙应时的政声、政绩已经深得遂安民众的认同。最终孙应时还是接受了丘崇的邀请，只身赴蜀。
四川是南宋边防重地，孙应时入蜀之后，为丘崇处理了大量的政务。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接受丘崇委托，亲自临武兴探视吴挺病情，察吴家军情，观边头人情。吴氏对孙应时的到来除了盛情款待之外，还以“盛礼十献”相赠，孙应时一一拒绝，回来后如实具禀。不久吴挺病逝，孙应时不仅代丘崇撰写祭文，以四川地方最高长官的名义充分肯定吴挺在稳定四川与南宋边防的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对如何节制吴家军建言献策，“差统制官权领其军，檄总领杨辅兼利西安抚节制之，草奏乞别选帅材以代吴氏，朝廷从之，以张诏为兴州都统，一方晏然”，逐步解除了吴家军在四川拥兵独大的危机。在处置这场危机时，孙应时智略过人，是丘崇与南宋朝廷处置吴家军过程中，最为得力的幕僚。丘崇也因治蜀有功，得朝廷褒奖，并续任蜀帅。而孙应时自身也取得了京官资历。
庆元元年（1195年），孙应时获任平江府任常熟（今江苏省常熟县）县令，代次一年，于庆元二年（1196年）四月六日正式上任。常熟素以难治著称，被为官者视为虎狼之地。
孙应时曾在给老上司丘崇的书信中写到了自己面临的困境：“此邑素号难治，真是名不虚得，法废积久，民慢其上，稍裁以正，百怪横出，冥心祸福固不暇计，最以财用迫急。”给平江守郑寺丞的启中分析了常熟难治的原因：“以珥笔之民，气势之日滋；凿空之赋，文移之雨至。期会太严，则才困于不展；喜怒为用，则权轻而易摇。故二三十年以来，几无一令之善去。”
面临困境的孙应时并没有气馁，而是全力以赴，希望以自身的努力在常熟任上有所作为，他在《与王孝廉书》中写道：“世道日变，士大夫欲行其志愈难，作县为尤甚。顾祸福利害有命，不足自计，随事量力，其可为者尚多。责上责下，而中自恕，已实所不敢。”
地方官的政绩主要体现在税收、文教、治安等方面。孙应时在常熟具体的施政举措记载不多，从文集中可以看到他对常熟的贡献突出表现在文化传承和传播方面，一是编撰了常熟最早的地方志《琴川志》，对常熟的地方历史文化保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二是在常熟学宫之侧建立了子游祠堂“吴公祠”，并在他的再三恳求下，朱熹专门为子游祠堂作了《平江府常熟县学吴公祠记》。另外他曾经在常熟推行义役，《余姚县义役记》曾记述“某赞成父老之初议，颇复效侯以劝常熟”，但推行起来阻力颇大，“而条贯靡竟，远不逮侯”，这或许是对余姚县令施宿的赞美褒奖，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他在常熟政务上受牵制颇多，才华难以施展的喟叹。
尽管他在常熟尽心竭力，兢兢度日，但时运不济，又因朝廷党禁牵连日重，尽管顺利通过三考，但是与下任知县的交接却极不顺利，接任的人一拖再拖，孙应时内心忐忑，在与丘崇的书信中写道：“某冒昧试剧邑，不自意全。前月初六，幸足三考，唯是屡趣代者，而忽变约欲至六月，当去复絷，良复大闷。”
终于在他离去前出现变故，《孙烛湖圹志》和《会稽续志·孙应时传》均记载常熟郡守诬陷孙应时“仓粟累政流欠三千斛”，并将此事上报朝廷而遭罢免。意外的是，在他蒙遭此冤时，他曾感叹过的气势日滋的珥笔之民，竟“至相率担负诣郡，愿代偿”。由此可见，尽管他在常熟施政不易，但是其尽心竭力，兢兢业业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孙应时离开常熟时曾作诗答谢当时士民的厚爱：“牛车担负愧高义，岂知薄命非倪宽”。之后有许多朋友劝他伸冤，最终他却选择了沉默。直到嘉泰四年（1204年），孙应时的冤情在张孝伯等人的斡旋下，得以昭雪。
开禧二年（1206年），孙应时被授予邵武军通判职位，不料在二月二十三日将赴任之前病逝，享年五十三岁。
纵观孙应时的一生，为官时，他是一位德才兼备、爱民洁己的良臣，清正廉明，泽被一方。为师时，他是一位身体力行、倾心教授的师长，传道解惑，春风化雨。做学问时，他更是一位满腹经纶、著述丰富的理学名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三
《烛湖集》是孙应时侄子祖祐广泛搜集整理而成。宝庆二年（1226年），孙应时逝世二十年之后，编撰《会稽续志》，“采之乡评”，载孙应时小传于人物门，“访问遗文，所存若干”，祖祐“即先会萃十卷以对”，此是《宋史·艺文志》所载《烛湖集》十卷。此后不久，孙应时门人司马述出任浙西常平提举，命应时另一侄子祖诒书写《烛湖集》锓诸版，又将应时在东湖书院讲学时所编讲义汇成《经史说》稿一卷，并孙雪斋行述、墓铭，孙应时圹记及《会稽续志》小传，祖开补官省劄为附录一卷，共十二卷出版。明在编撰《永乐大典》时，《烛湖集》内容被依韵分别抄入大典之中。
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时，《烛湖集》因“年远散佚，久无传本，故厉鹗作《宋诗纪事》，仅于《吴礼部诗话》、王应麟《困学纪闻》、黄宗羲《姚江逸诗》内采掇数篇。”四库馆馆臣只能从《永乐大典》所载重新排纂成编，以卷帙繁重，分二十卷。附编其父介及其兄应求、应符诗，并录应时父子志、传、行状，子祖开补官省劄诸篇，为上下二卷。此版本称之为“四库全书本”（因本书以文渊阁钞本作为参照本，以下简称“文渊阁本”）。
嘉庆八年（1803年），孙氏后裔依文渊阁本重刊《姚江烛湖先生集》，世称“静远轩本”，此本与文渊阁本均为正集二十卷，附编二卷。
经比堪，两个版本有许多区别：一是编排顺序有不同，某些篇名有差异；二是各有漏抄文字或失收之文，文渊阁本卷十三缺失尤为严重，失收“青词”“疏”“乐语”等三十六篇，全书共失收四十余篇。三是静远轩本增附朱熹答孙应时书八篇，附卷增附司马父子唱和诗四首。四是静远轩本书眉有三条案语考证文渊阁本从《永乐大典》中误收他人文章，按考证及推断，文渊阁本误收他人文章六篇。五是静远轩本认真考订文集相关内容作为案语刻于书眉，共四十二条，体现编校者严谨的态度，考证内容可以弥补史料和地志之缺失。六是静远轩本另收录跋文五篇，分别由姚江学掾钱唐吴世安、邑人黄征肃、孙应时宗裔熙载、二十五世孙景洛、二十六世孙元杏所撰，五人均是《姚江烛湖先生集》静远轩本的校勘者。
四
十多年前，方若波先生得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烛湖集》复印本，得知家父胡洪军喜欢，复制全本相赠。家父得书之后，视若珍宝，对《烛湖集》进行了点校。
几年前，童银舫、王孙荣先生得到静远轩本《姚江烛湖先生集》电子版相赠于我，并问我有没有时间对两个版本进行比堪。于是我接过了家父的接力棒。在父亲点校文渊阁本的基础上，对两个版本进行比对点校，更书名为《孙应时集》。以嘉庆八年静远轩本《姚江烛湖先生集》为底本，全书二十卷，外加附编上、下二卷。把能确认的误收文章另列作为附录。
卷一为“表”“牋”“状”，内容为进呈给皇帝的贺表、谢表和奏表等等，均为骈体四六文，是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
卷二至卷八，分别为“启”“简”“书”，为应时与上司僚属师友亲人的书信往来（内中有代作），有骈体也有散体。从这些信件中，得以窥见作者处世为人，他从政勤瘁爱民，恩德普孚，洁身奉公，声誉蔼然；他品行端方纯粹，待人真诚，奖掖后学，平易率直；他治学严谨醇正，见深识远，追源寻幽，终老不倦。信件中对时局制度，地方风情，乃至应时的人际关系，交往资讯，也都有所反映，可作正史和地方文献的佐证。
最有趣味的其中还保留了十一则婚书，为当时男女两家举行下聘订婚礼仪时相互交换的文书，它们虽然不及现时政府机关颁布发的“结婚证”那样有权威，但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文书作用。
书信中有给国相史浩的十封，颇谈及国家政事，提出个人见解。有给朱熹的书信十一封，给陆九渊的两封，他们一个是孙应时的挚友，一个是老师，应时与他们探讨修身养性学问，道德经义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写给史弥远的三封书信。史弥远仕途顺利、步步高升之时，应时曾去信，中有“同叔以师相子，有贤称，浸浸为时用，不患无显官贵仕，唯愿益养器业，以扬先烈”“不为富贵之气所移”“其志念当倍切于衡门雍牖之士乃可”，谆谆致意，深相规诫。
卷九至卷十三，内容为“策问”“记”“序”“铭”“跋”“说”“行状”“墓志铭”“圹记”“祭文”“告立文”“谒庙文”“辞庙文”“青词”“疏”“乐语”等杂项文章，包罗万象，成为当时各类实用应用文的集大成者。其中《桐庐县重作政惠桥记》《慈溪定香复教院记》《福昌院藏殿记》《兰风酒库厅壁记》《余姚县义役记》《南驿记》《客星桥记》《余姚乡饮酒仪序》等文，以及“行状”“墓志铭”“圹记”等篇章，都具有相当的文献史料价值。
卷十四至卷二十，为古今各体诗四百十一题六百三十余首。孙应时不但是学者，也是诗人，诗风学老杜，诗作蔚然可观。其中有即景记游诗，其长诗《四明山记游八十韵》，写得气势磅礴。其他有感怀诗、记事诗、赠别诗、吊古诗，题咏诗、劝诫诗、悼唁诗，数量最多的是酬答和韵诗。
附编卷上收录应时父孙介诗二十首，现为十九首，其中《偕同官登虞山乾元宫》乃是孙应时所作，虞山干元宫在常熟，孙介在海陵时已经去世，《秦川志》也载此诗于孙应时名下，题为《乾元宫》，已依律增补至卷十九末。伯兄应求诗十一首，仲兄应符诗十一首，读来得以感受其阖家雍肃祥和，诗酒酬唱的模范家风，令人歆羡追慕不已。卷下系沈焕撰孙介行状，楼钥撰孙介夫妇墓志铭、杨简撰孙应时圹志、张淏撰《会稽续志·孙应时传》和孙应时之子祖开补官省劄，是研究孙应时父子家世和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卷末有吴世安等五人的跋文五篇，记述了静远轩本编撰始末。
本书在点校时，尊重底本原貌，编排顺序、文字以静远轩本为主，以文渊阁本为辅，两者互补，补入漏抄或失收篇目、文字，有异处出校勘记。两书异体字、通借字混用较多，其中异体字斟酌改为通用字，通借字则予以保留，避讳字径予改正。原目录和正文标题不统一之处也作了统一。如目录中卷十四第一首诗标题作《江有梁四章（有序）》，正文却以《唐侯仲友之守台为浮梁于江象山令蒋鹗考叔赋<江有济>三章以献余时官于台见而陋之作<江有梁>》为题，现按目录以《江有梁四章（有序）》为题，“唐侯仲友之守台为浮梁于江象山令蒋鹗考叔赋《江有济》三章以献余时官于台见而陋之作《江有梁》”作为诗序。静远轩本原标题中同题文章均以《又》命名，现以首次出现的标题加序号的方式命名，如《上晦翁朱先生书》共有十一篇，除第一篇外，其余篇目均作《又》，现按顺序依次命名为《上晦翁朱先生书（一）》至《上晦翁朱先生书（十一）》。另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八月出版的全宋文卷六五八二——六五九四《孙应时》增补《谢留丞相到任状》《谢执政状》《代请陈詹事良翰谥状》等三篇于卷一末，《谢庙堂启》于卷三末，《长洲县社坛记》《黄岩县尉题名记》等两篇于卷九末（另《商相巫公墓庙碑》原本应增补于此，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考证，且证据充分，故列入附录。）《祭范致政文》于卷十三末。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朱子全书》二十三册《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五十四《答孙季和》两篇增补于卷五所附朱子答书末，原静远轩本附朱子答书八篇，现增补到十篇；据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出版的《全宋诗》增补《题黄岩溪》《洞庭湖》、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秦川志》第二册增补《虞山登高》《诘旦喜晴》《瑞士庵》等共五首五言律诗于卷十七末；据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秦川志》第二册补入《秋晨至顶山》《游胜法寺兼简深公》等两首于卷十九末。静远轩本每卷末都有校梓者姓名，今从略。另新发现轶文两篇，《范氏义庄题名序》插入卷十，《黄良弼妻金志宁墓志》插入卷十二。
附录中所列篇目，属于文渊阁本误收篇目，有三篇因静远轩本有考证并于书眉指出文渊阁本误收，分别是《大守入境与文太师先状》《迎韩相自洛西由阙判北京状》《迎蔡相裕陵还阙状》，另外三篇是依以上考证结果推断也属于误收，分别是《迎文太师到阙状》《迎文太师入觐状》《迎韩相入阙召以南郊陪位状》。另据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随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附录二《孙应时书文的编年与整理》“疑错入”编，认为卷一《到阙与侍从先状（一）》《到阙与侍从先状（二）》和卷一《迎郑资政状》疑为错入，因没有确切证据，故仍保留在正集。而《商相巫公墓庙碑》证据充分，故从之，列入附录。另据高新航先生《孙应时及其诗歌研究》一文附录，认为卷十六《正月二十八日避难至海陵从先流寓兄弟之招仍邂逅冯元礼故人二首之一》，卷十八《避难至海陵从先流寓兄弟之招仍邂逅冯元礼故人二首之一》是误收，他认为当时孙应时去海陵时赴任海陵县臣。但我认为孙应时亦有可能在蒙冤之后曾去海陵避过难，因无法佐证，此两首仍保留在正集。高新航先生认为《借韵跋林肃翁题诗》系误收，说法可信，故从之。据祝尚书先生《烛湖集提要辨误》一文，卷十九《闽宪克庄以故旧托文公五世孙明仲远征鄙文老退遗弃散逸荷伯宗用昭止善浩渊子勖至善及余表侄孙陈谊予兄子丰仲弟之婿贾熙用昭之从子大年等十余人寒冬连旬日夜录之得五十卷亦已劳矣赋此为谢》当为误收。以上九篇能确定误收文字作为附录。
静远轩本校勘者吴世安在其跋中云：“先生之功德与言既上孚文治，复广惠艺林，正非徒佑启后昆之私，幸矣。”我深以为然。此书从父亲开始点校，到我接手，已历时十余年，今天能顺利完工，完全是依赖童银舫、王孙荣两位挚友的鼎力相助。因家父离世多年，本人能力有限，特别是对古籍点校工作经验不足，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诸位方家不吝指正，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