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铁佶

　　出了《慈溪进士录》，在写《余姚进士录》，见面有时会问问他，写得怎样了？也像是一个问候。

　　七月底的一个傍晚，中伏暑热难当，朋友圈看到了出书的消息，《余姚进士录》，出版了。

　　我近水楼台，当晚王孙荣出了办公室就径直来我家送书。两部进士录，都是他题签送书上门，虚长一轮，敬我铁老，实惭愧得很。好在意趣相投，平日一有收藏，就相展馈赏对晤，消磨半日，也当平常了。今天除了进士录，还带来新收乡贤洪丕谟手书的一副对子呢。

　　接书，《余姚进士录》开本比《慈溪进士录》大，绿封皮精装，收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中国书籍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

　　余慈两地的地域历史亲缘，行政区划改动频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不可分割。常戏言王孙荣是两地的“双栖”，他两地跑，余姚、慈溪的历史研究都有他的踪影。但本身余慈就是交集着的。事实上，他孩提时候生活的半径，伍梅和隔河相望的孙家境在他出生前还是姚境，他出生的第二年1979年九月才划归慈溪，这比第一次慈溪政区1954年区划调整还迟了二十五年。他是住在烛溪湖湖塘下桑园里看着戴红缨、纱帽的祖容像，童年更在“官帽八百顶”的孙家境度过。“许多余姚进士与我有着血缘上的亲近，地缘上的接近，我既有一种忝为乡里的荣誉感，又有一种不自量力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我甚至希望通过写作能够延续一种超越时空的精气神。”正是这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他终于完成了余慈两部进士录。

　　写“进士录”并不是古今资料的简单汇编。编者必须有所取舍，“写出简赅、密实、规范的小传，实现与前史的无缝对接，是须细致考量的。对比两部进士录中的互见部人物，可以发现作者对小传在细微历史信息的用心打磨与补充。”

　　余姚素称“文献名邦”，修志修谱之风极盛，但这些方志、家谱不免“互相抄袭，随意编造”，特别是家谱，“出于各种动机，中国的新旧家谱存在大量编造、篡改的史料。”长此以往，余姚方志中的选举志和科举名录就显得非常混乱。进士录编著者责任重大，需要正本清源。他以旧志科举录为底，一一考证，采取三种处理方式，“实为进士科名延误者”纠正科名，“确为伪造窜入者”列入附录之中，“进士传记有所矛盾者”直列其中，若难有定论，则存异待考。书后附编有“析异”“存疑”“辨误”，这就明明白白，老老实实，清算了原来的一笔糊涂账，也像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这种质实求真的文风是应该嘉誉和提倡的。尽管家谱文献有诸多不可靠，但书中有些“谱牒进士”也予以采信，他绝非随意采入，往往通过宗谱等旁证给予落实。本书“以碑传、宗谱中的生年，与科举录中的年齿对勘，纠正了不少疏误。”所以称道这本书“纠文献之谬，续家传之风”，是硬碰硬的“研究”。

　　这本《余姚进士录》还“对历代人物考证出其居里者，皆著录现属镇、村”，这样，本书的实用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也可见作者在发挥本地文献整理的地域性优势上的努力和深度工作。“先前《慈溪进士录》在现境进士中对此有较好贯彻，但在旧境进士中仍有所遗憾，而这种遗憾在今日《余姚进士录》中有了弥补。”这就是两部进士录，“一部比一部好”。

　　记得王孙荣乔迁中兴小区与我为邻时，他的《孙月峰年谱》刚刚出版，这样就十余年了。现在余慈进士录成了双璧，在严谨、规范、深入的学术框架内，一部比一部好。著作等身未必，业界的看好和看重是明摆着的。

　　读正文前，喜欢先翻翻前言后记。两个序的作者都是惺惺相惜的专业人士，写的是干货，对著作条分缕析，是切中肯綮之作。王孙荣的前言后记，记叙了书的缘起，交代了各种因缘巧合。话说文史不分家，在后记里，作者情不自主，文艺生焉。伍梅桑园，龙南孙境，地缘史缘，各种交代。新城河边的打桩声我也听得清清楚楚，感同身受。端的是一篇好散文。

　　舍我其谁，不辱使命，夙愿终了。作为一个隔山的行外人，我只有两个词，欣悦与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