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时期。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秦朝。继之而起的西汉王朝，基本延续秦朝制度，史称“汉承秦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框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秦汉时期的慈溪地域完成了社会转型和文化整合。慈溪地域在行政上第一次归入中央王朝的郡县体制，接受封建朝廷的垂直管理，形成官僚政治，取代了归属越国和楚国时期的贵族政治。慈溪地域农业在吴越稻作农业的基础上，融合中原汉人铁犁牛耕的生产模式，得以迅速发展。尤其在吴王刘濞统治时期，慈溪地域的农业基本完成了中原化转型，为慈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由于儒家文化的强势渗透，慈溪地域的文化形态由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转变为汉文化，形成慈溪地域文化的基本面貌。
一、纳入秦朝郡县体制
1992年版《慈溪县志》第一编第一章《沿革》中记述：“秦灭六国，推行郡县制，置句章县，属会稽郡，县治在城山渡（今余姚市河姆渡东5里），历两汉、三国不变。”寥寥数语的简短记载，将慈溪地域开始归置于统一多民族封建帝国的历史，表述得清晰明了。
战国后期，楚国幅员辽阔，西起大巴山和巫山，南到五岭，北至今河南中部、陕西东南部和江苏北部。楚怀王时期又尽得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吴越故地，疆土向东扩展至大海。楚国不仅疆域广大，而且物产丰富，拥有甲士百万，俨然是南方大国。然而，楚国统治集团内讧不止，王室分崩离析，致使国势日益衰弱，渐成外强中干之势。
而此时的秦国勃然兴起。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驾崩，嬴政被立为秦王。秦王嬴政延续商鞅变法制度，重用尉缭、李斯等人，积极推行统一战略。
公元前230年开始，秦王嬴政采取远交近攻、离间连横的策略，发动了统一六国的兼并战争，先后攻灭韩国、赵国和魏国，兼有三晋之地。公元前225年，秦王嬴政派大将李信、蒙武率20万秦军进攻楚国，秦楚两军在城父邑相遇，秦军大败。秦王再遣大将王翦率60万秦军攻楚，次年攻占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楚王负刍，楚国灭亡。
公元前222年，王翦挥师进入楚国的江南地，迅速降服越君，慈溪地域随之并入秦朝版图。
秦军又很快攻灭燕国和齐国，于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东方六国的任务。旋即秦军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南征百越，进驻岭南，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
为了有效地管理广袤的疆域，巩固秦王朝的统治，秦始皇推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中央设立皇帝制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上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秦朝在楚越故地，设有汉中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陈郡、薛郡、泗水郡、九江郡、会稽郡、长沙郡、衡山郡。其中会稽郡治于吴（今江苏省苏州市），下辖包括句章县、鄞县、鄮县和余姚县在内的26县。句章县治城山渡在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旁，余姚县治在今余姚市余姚镇姚江北。《宝庆四明志·郡志一》记载：“秦灭楚，降越君置会稽郡，句章、鄞、鄮始建县。”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慈溪地域春秋时属越，秦为句章县地。”“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分置郡县。现县境南缘翠屏山丘陵地区属会稽郡句（章）县。”
显然，慈溪地域纳入了秦帝国的郡县体制，主要归属会稽郡句章县管辖。
秦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江南地区地广人稀，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会稽郡人口也只有20多万户。故而，根据人口研究及史籍记载，县城一级的句章故城，估计只有几千人口而已，有的学者甚至推算句章故城在鼎盛时期也不到5000人。至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句章境域，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历史久远，难以详细考订。1992年版《慈溪县志》推测了一个大致的界限：约以甬江界鄞、鄮，旧镇海县为句章东境。南境约有今鄞县甬江以西之地。至于西境，《宝庆四明志》称句余山在句章城之西，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余姚、慈溪以句余山为界。北境据《浙江分县简志》所述：舟山群岛全部析自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句章县。当以大古塘一线为北界，因为大古塘一线之海岸线，约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十世纪，句章适当其时。
秦始皇和慈溪地域距离最近的政治活动是他的第五次出巡。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梁与（项）籍（即项羽）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两则史料记录了同一件事情，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至会稽郡，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出巡，也是他和慈溪地域距离最近的一次政治活动。
皇帝出巡是封建时代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有着宣扬帝王威仪、巩固中央王朝对地方统治的作用，也是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标志。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所留下的文化遗产，既有巡幸时形成的文化遗址和地名，也包括相关的民间传说。譬如，慈溪市龙山镇方家河头村南端的兰屿，传说是秦始皇南巡会稽时，见此地景色迷人，便以妃子兰屿之名命之。关于慈溪市横河镇埋马村村名的由来，明朝万历年间的《绍兴府志》记载：“埋马山在县东北三十五里，山趾有石，卧睡如马。旧经云秦始皇东观于海，马毙埋焉。”
当然，最为后人津津乐道也颇多争议的，是徐福由慈溪达蓬山始发、东渡求取仙药的传说。
徐福东渡确有其事，最有可信度和研究价值的史料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三次提到徐福东渡。第一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中有记载：“齐人徐巿（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仙，名曰：蓬莱、方丈、滚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市发童男女数千入海，求仙药。”第二次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因侯生、卢生逃跑，斥责道：“徐市费以万计，终不得药。”第三次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至会稽郡，“方士徐市等入海求仙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鱿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秦始皇听信了徐福的说辞，《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徐福东渡终于成功。
司马迁父子为撰写《史记》而收集史料的年代，相距徐福东渡仅有几十年，而且司马迁治史严谨，记事翔实，故而后代史家对徐福东渡之事皆以为真。譬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记载：“秦始皇曾令方士徐市童男女数千人，航海求三神山。足见当时航海术不仅沿海岸南北往来，并已能大规模远航大海中。”那么，徐福东渡始发于何处呢？《史记》没有明确记载，也没有确凿无疑的考古证明，故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其中慈溪达蓬山是徐福东渡始发地的观点，因为没有第一手的文字史料和实物佐证，存在着诸多的质疑，不被历史学界公认。但是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
其一，大量间接史料的存在，说明慈溪达蓬山是徐福东渡始发地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北宋《四明志》中记载：“大蓬山又名达蓬山，上有岩高五六丈，左右两崖对峙如斗鸡石。秦始皇东游，欲自此入蓬莱仙界，故名。”宋末元初学者戴表元所著《剡源集》记载：“汶溪北引达蓬，士人相传秦始皇登此山，谓可以达蓬莱而东眺沧海，方士徐福之徒所谓跨溟蒙，泛烟涛，求仙药而不返者也。”明朝嘉靖年间《宁波府志》记载：“秦始皇东游至此，设大蓬帐，故俗称大蓬山。”
达蓬山现有徐福东渡摩崖石刻、秦渡庵、小休洞、达蓬亭、跑马岗、饮马潭、御马坟、千人坛、龙门坊、方士石、灵台石、风洞岗、望父石、徐福祠、求仙亭等与徐福东渡有关的历史遗迹。其中的秦渡庵又名东渡庵，由隋唐时期的徐福后人为追念先祖东渡事迹而集资修建的。秦渡庵遗址是我国唯一有据可考的徐福东渡始发地历史遗迹，自谓徐福后裔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曾为秦渡庵题名以示纪念。徐福东渡摩崖石刻是我国唯一保留下来的反映徐福东渡场景的历史遗迹，系清朝康熙年间所刻。
其二，慈溪地域具备徐福东渡的物资技术条件。
早在新石器时期的河姆渡遗址中就出土了船桨，证明慈溪地域原始先民能够制造并驾驶独木舟，并在近海活动。东周时期，慈溪地域已经出现了备有篷帆、桨橹和尾舵的木帆船。《越绝书》描述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越王勾践曾率“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北击关东，徙居琅琊。而至秦朝，海船规模已经达到“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同时，慈溪地域船民在多年的航海活动中，积累了许多航海知识和驾船经验，为诸如徐福东渡这样的远洋航海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二、西汉时期的经济奠基
公元前202年，刘邦取得四年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新的大一统王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刘邦即汉高祖。西汉建立后，中央政权采取“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劝科农桑，经济逐渐恢复并初步发展。高祖之后的文帝和景帝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政策，国力日渐增强，“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史称“文景之治”。汉武帝即位后，“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西汉国势达到鼎盛时期。
慈溪地域进入了自纳入中央王朝郡县体制后的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奠定了慈溪地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吸取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分封诸侯国，推行郡国并行制。封国国君权力很大，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政府任命外，其余各级官吏，均由国君任命，国君还拥有军权和财权。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废掉楚王韩信的王位，将其封地分为楚国和荆国，并藉此开始封同姓为王，以镇守天下。他下诏封弟弟刘交为楚王，管辖淮河以西36座城邑。立刘贾为荆王，管辖淮河以东53座城邑。刘贾以刘氏远亲得以封王，主要是由于他战功卓著和群臣竭力举荐。他随高祖平定三秦，拜为将军，曾率军进攻项羽，烧毁楚军军粮。公元前202年，刘贾招降项羽大司马周殷，攻下九江，和其他汉军会兵垓下，共败项羽。
荆王刘贾统治下的荆国，管辖东阳郡、鄣郡、吴郡（又称会稽郡）3郡53城，定都于吴（今江苏省苏州市），句章县、余姚县、鄞县和鄮县均属于吴郡，也就是说慈溪地域在西汉立国之初就归入了荆国版图。
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叛，向东进攻荆国。荆王刘贾率军迎战，败走至富陵（今江苏洪泽县）被英布乱军杀害。汉高祖御驾亲征，英布兵败被杀。公元前195年，即汉高祖十二年，汉王朝将荆国改为吴国，册立沛侯刘濞为吴王，建都广陵，仍管辖东阳郡、鄣郡、吴郡（又称会稽郡）3郡53城，慈溪地域随之归入吴国版图。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哥哥郃阳侯刘仲之子，曾随汉高祖平定英布叛乱。荆王刘贾被英布杀死，没有后嗣。汉高祖鉴于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吴越故地之人勇武强悍，就册封刘濞为吴王，统辖原荆国疆土。《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有意思的是，吴王刘濞果然在公元前154年发动七国之乱，将慈溪地域推入反对中央王朝的战争之中。
吴王刘濞统治吴国的40多年间，是慈溪地域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西汉初年，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吴国，由于长期战乱，“民失作业，而大饥谨。”恢复和发展农业成为吴王刘濞的首要任务。他积极开发江东地区的农业资源，扩大种植面积，提高每亩产量，使自新石器时期以来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发展冶铁业，打造铁制农具，提高农业生产力。从迄今所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和铁制生产工具分析，可知吴国已经广泛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吴国生产的铁农具甚至远销到岭南地区。广西贵县的西汉初期墓中出土了记录吴国铁锄、铁锨、铁抗、铁插等农具的木犊。
至吴王刘濞统治后期，吴国已经“国用富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吴国太仓所储粮食可与中央王朝的粮库相提并论。《汉书》记载：“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西汉中央政府，“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吴国太仓）。”
慈溪地域的人口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有所增加。据王欣《汉初封国农业经济发展探析》一文推算，汉景帝时期，吴国全部人口已达120多万，按照吴国53城计算，平均每城达到四五千户，大约20000多人。那么囊括旧慈溪和新慈溪的慈溪地域，人口应当有30000多人，对于西汉早期的江南来说，人口已不算少。
慈溪地域人口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这些所谓的亡命者，应该是一些擅长铸币和煮盐的手工业者。刘濞此举既为流民安置了归属之处，又使他们有用武之地，并促进了吴国铸币业和煮盐业的发展。至于“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馀年，以故能使其众。”吴王保护、优待那些在本国没有受到重视、不能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游民，使他们利用自己的技术和才学，竭尽全力为吴王刘濞服务，为吴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然，也为慈溪地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
吴王刘濞实行善政，采取了一系列惠利百姓的政策。《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由此可知，吴王刘濞在吴国富裕后，对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封国百姓不加赋役，并允许百姓出钱雇人服役，有时甚至“官为出钱”，即直接免除百姓更役，减轻人民负担，使之生活安逸。作为一国之君的吴王刘濞，还“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即每到年岁时，亲至民间慰问和赏赐。
吴王刘濞治理吴国时期，慈溪地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日渐增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大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可惜，这一历史进程因为一次地方性的叛乱而中断了。
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因为不满汉景帝“削藩”政策，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帜，起兵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军镇压，只用3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叛乱，刘濞兵败被杀。
七国之乱后，西汉王朝废除了吴国，将其所属的东阳郡和鄣郡设置为江都国，徙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同时，汉景帝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中央政府所有，会稽郡作为吴国的边郡由此直属朝廷。《汉书·地理志》记载：“会稽郡，县二十六，句章其一。”汉武帝时期，又把全国划分为13州部，每州部为1个监察区，设置刺史1人，负责监察所在州部的诸侯国君、地方高官和豪门大族。慈溪地域所在的会稽郡隶属扬州刺史部。
这样，慈溪地域再一次归入了中央王朝的郡县体制和地方监察体制之中。
秦汉时期的慈溪地域首邑句章，第一次作为重要港口、地区政治中心和交通中心的历史记载，见诸《史记·东越列传》。越国灭亡后，越人无诸率领部众移居福建及周边地区，自称闽越王。汉武帝时，闽越国发生内讧，闽越王郢被国人杀死。汉武帝封无诸的孙子繇君丑为越繇王，封无诸儿子馀善为东越王。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馀善自号武帝，出兵反汉。于是，汉武帝兵分四路平定叛乱，其中一路由横梅将军韩说率领，“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不久，馀善被部属所杀，部分族人被汉武帝勒令迁入江淮地区。横梅将军韩说的征讨大军，能从句章港出发进入闽越国，可见句章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句章故城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史记·东越列传》记载的真实性。秦汉至魏晋时期的句章故城，西部边缘紧邻今姚江河道处，有一条通往姚江的斜坡卵石路面。路面宽约3.2米，长度约11.5米，路段北高南低，高差2.2米，南距今姚江河道30米左右。该卵石路北段坡度较缓，随着向南延伸，坡度增大，专家推断它可能是古句章港的组成部分，也许是码头，也许是其他附属设施。句章故城城址发掘中发现了一个近2米深、十分规整的长方形大坑，坑内有四根直径近50厘米、长约2米的木条排列成阶梯状，每个木条间用木桩固定。基于它的周边有河流，专家推测可能是古句章港码头的遗址。
显然，无论是史书记载，抑或考古发现，均证明句章县在西汉时期已经是重要的港口，是东南沿海主要的航海始发地之一。
三、人口迁徙和汉文化的影响
慈溪地域在秦朝和西汉时期，由于战乱和政局变动，经历过多次人群的迁徙，越人、楚人和中原汉人，在这块土地上交流融合，成为统一汉民族的组成部分。
慈溪地域在秦汉时期的第一次人口结构剧变，是在秦统一中国后不久。
秦始皇为了加强对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吴越之地的统治，强迫当地居民迁徙。《越绝书》记载：“乌程、余杭、黔、歙、芜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即秦始皇将吴越之地的居民迁往浙西、皖南和赣东北，又将大批北方汉人迁入江南。《越绝书》是记载古代吴越地方史的古籍，以吴越争霸为主体，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此书为汉朝人所著，可作为研究先秦至东汉时期慈溪地域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诸多领域的参考书，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根据《越绝书》的记载，我们可知只有短短15年国祚的秦朝，使慈溪地域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慈溪地域在秦汉时期的第二次人口结构剧变，是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
《汉书·武帝纪》记载：“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九中认为：“会稽生齿之繁，当始于此。约增十四万五千口也。”虽然王鸣盛的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会稽郡，由于河南、山东等地贫民的迁入，中原汉人在居民中的比例得以大幅度上升。
慈溪地域在秦汉时期的第三次人口结构剧变，是在西汉末年。
西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土地兼并成风，百姓流离失所。刘氏皇族日渐衰弱，外戚王莽乘机崛起，于公元8年废汉帝而自立，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新朝推行“托古改制”的新政，致使赋役繁重，残酷刑罚，人民怨声载道，加上连年灾荒，终于爆发了农民起义，并引发连年战争。战争主要在北方进行，中原汉人为避战乱大量逃亡南方，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长江流域的人口陡然增加。据谭其骧《论两汉西晋户口》一文阐述，西汉时期北方和南方的户口数呈三比一，而至东汉，已经变为六比五，大体持平。
秦汉时期的多次大规模人群迁徙，使慈溪地域居民变成了中央王朝统治下的汉族编户齐民。同时，使慈溪地域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交融并存的局面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原汉文化作为当时的强势文化，随着中原汉人的迁入，以及中央王朝压倒性的政治威慑，逐渐辐射渗入慈溪地域，成为慈溪地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并使慈溪地域文化成为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的汉文化。
中原汉文化对慈溪地域文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制度文化方面。
秦汉王朝建立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中央王朝利用中央集权的政治威慑和制度优势，使包括慈溪地域文化在内的各地域文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方面迅速地达到统一。秦朝建立后，将慈溪地域纳入郡县制度，虽然，西汉王朝建立初期在长江流域的吴越故地建立了诸侯国，慈溪地域先后隶属荆国和吴国，但封国内的所有制度与西汉中央王朝一样，均是秦汉制度。而在七国之乱后，慈溪地域再度归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重回郡县体制。
中原汉文化对慈溪地域文化的深层次影响，则始于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默百家，表彰六经”，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百家争鸣局面。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文化的核心，标志着具有共同价值体系的统一汉文化的最终形成。而尚在这一体系之外的慈溪地域文化，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强烈影响，逐渐融化。慈溪地域文化作为长江文化的一部分，它在秦汉时期的发展，“除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进一步显示出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特点外，在学术思想和价值观即深层的文化中，显示出的乃是一种融汇各种流派的趋势”“自汉武帝至东汉末，则沿着武帝时期确定下来的趋势向前发展，只不过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较前空前地增加而已。”（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中原汉文化对慈溪地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言和民风等方面。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慈溪地域迄今可以溯源的最早语言是古越语。慈溪地域在春秋时期属于越国，秦汉时期归入会稽郡，是为百越居住之地，至今在浙东还有与古越族有关的地名和人名。1992年版《慈溪县志》第二十六编《方言》中记述：“涉及到今慈溪的地名有句章、句余、余姚、乌玉桥、乌玉村。人名有无余、无疆等。这些词的首字，近人考证均系用古汉语记下的古越语发声词。”
慈溪地域在战国时期归入楚国版图后，作为华夏语南方方言的楚语进入了慈溪地域。秦朝和西汉时期，大量中原人南下，成为吴越故地的主要居民，华夏语成为慈溪地域的官方语言，并深入民间。慈溪地域的华夏语，经过东汉至魏晋的衍变，形成了一种汉语方言，即吴方言。虽然吴方言和北方语言略有不同，但是均属于汉语。
显然，慈溪地域基本文化形态在西汉时期，由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逐渐转型为汉族文化，语言也由古越语变成了汉语方言。
民风是文化的显著标记。春秋战国时期的慈溪地域先民承袭越国和楚国古风，尚武彪悍，“轻死易发”。故而，这一时期慈溪地域的冶金业以青铜剑等兵器最为精致。1981年，慈溪彭东公社乾炳大队出土了一把青铜剑。第二年，慈溪石堰公社湖西门大队也出土了一把青铜剑。青铜剑是商周时期重要的近战短兵器，通常作为战争中长兵器的辅助武器，其身修长，两面都有利刃，顶端成锋，在战斗中以推刺为主，故又称“直兵”。春秋战国时期，在包括今天慈溪地区在内的吴越和荆楚等地，因为河川密布，水战较多，青铜剑成了主要的作战武器。慈溪出土的青铜剑剑身通长不足50厘米，属于短剑。短剑除了护身之外，还可以用于刺杀，此类青铜剑的极品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鱼肠剑。
而至秦汉，慈溪地域居民完成了汉化进程，民风遂转变为崇尚文治。这一时期慈溪地域的冶金业以青铜镜等美容器物最具代表性。1975年，慈溪东安公社魏家村大队出土了一面汉代的规矩几何纹铜镜。此镜背面以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方格四周装饰着T形纹、乳钉纹和凸弦纹。外区装饰有云纹。1981年，慈溪石堰立新大队出土了汉代规矩铭文花草纹铜镜。此镜背面分为内外两区。外区装饰有锯齿纹和缠枝纹。内区中心有圆形钮，外有方框、篆书铭文、花草几何纹和乳钉纹。这种内圆外方的设计契合《淮南子》所说的“天道曰圆，地道曰方”理念。汉朝人认为天为圆地为方，依此宇宙观，铜镜镜钮代表大地中心，方框是大地，八个乳钉则是支撑天穹的天柱。
青铜剑是战争凶器，青铜镜是修饰容颜的工具，慈溪地域代表性金属器具由剑变为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域文化的基本风貌已经由尚武变为了崇文。故而，东汉时期会稽郡出现世界炼丹史上第一部理论著作《周易参同契》，慈溪地域诞生秦汉时期最有名的隐士严子陵和孝子董黯，亦不足为奇。
总之，秦朝和西汉时期的慈溪地域基本完成了种族大换班，主要居民与主导民族由汉族取代了越族。慈溪地域的农业基本完成了耕作模式大转变，由“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转变为逐步推行铁犁牛耕。慈溪地域的文化面貌也随之转型，形成以中原汉文化为主导的慈溪地域新文化。可以这样说，秦和西汉时期，是慈溪地域经济和文化的奠基时期，为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慈溪地域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