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慈溪乡村，处于一个贫困的时代，人们吃得饱但吃得不太好，穿得暖但穿得不太光鲜，物资的稀缺，是生产力的低下所决定，而文化生活也是极度贫乏。

　　那个时期，家家户户都装有有线广播，早上一首《东方红》唤醒人们起床，晚上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催促大家睡觉，千篇一律，天天如此。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广播里天天都是《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的选段，可以说都耳熟能详了，老百姓都能哼上几句，几个年轻人则会共演一段《沙家浜》里的《智斗》选段，阿庆嫂、胡司令、刁德一，演得惟妙惟肖。然而久而久之，就乏味了。后来学大寨，余姚姚剧团沈守良唱的《六十六个头》也唱了很长时间，乡村中没有电影院，散场电影也少，为了看一场电影，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也是常事，虽然也只是几部老掉了牙的旧片子，诸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记得有一次，横河四中大操场放映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因是新片子，虽然来回有三十里路，还是约伴去看了，一到那里，真的是人山人海啊。

　　农闲时或逢年过节时，喜欢热闹的人会向社员兜几个钱，请说书人晚上或下雨天来说书，有一人的，也有二人的，说一些老百姓喜欢听的传统剧目，像《郭子仪》《大红袍》《七侠五义》《包公打銮驾》等，几里外的人闻讯都会赶来，把个小晒场或仓库屋挤得满满的，直到说书人“且听下回分解”时，才依依不舍地慢慢散去。

　　粉碎“四人帮”后，那些样板戏在广播中的出勤率慢慢降低。随着政策逐渐开放，一些脍炙人口的老歌曲开始出现，人们的心也萌动起来：要是那些久违了的老戏、老电影重新与大家见面，该多好啊！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大地，文化界文艺界党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逐步贯彻落实。许多被禁锢多年的电影戏曲开始逐步向农村放映或公演，人们渴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1979年的上半年，公社的大会堂刚刚新建，座位是松杂木做成的没有靠背的长凳子，只是在长凳上用红漆刻写上几排几座，就算分隔开了，整个大会堂有八百个座位。不想这简陋的公社大会堂竟然会因电影《红楼梦》一夜成名，而我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也成为“吃香”的人物。

　　正当公社大会堂刚刚建好，尚未举办过一次文化活动之时，九月间，突然接到上级文化部门来我们大会堂放映电影《红楼梦》的通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因为经过十多年时间的压抑，人们对古典戏曲的喜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戏曲电影《红楼梦》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早想一睹为快啊。

　　当时我担任公社团委书记，领导就让我负责电影票的销售，每票一角五分。消息发出去后，来购票的人蜂拥而至，完全出乎公社和电影公司领导的意料。那时正值九月，天气还比较炎热，天东公社大会堂周围人山人海，场面极其热闹壮观，到处都是等待看《红楼梦》的人群。为了能尽量满足人们的愿望，决定停机不停人，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一部片子放二小时四十五分钟，一天连放七场，场场爆满！近地的家家来看、人人来看，走十几里路的算近的，胜山、桥头、匡堰等周围的观众也纷至沓来，有的甚至从几十公里外赶来，有的拿到电影票后，马上约上长辈、邀请亲戚、叫来朋友；年轻人则精心打扮，借此机会用自行车把恋人带来，趁此机会请饭促进感情的发展；电影放映期间，似乎碰上一件大喜事或重要节日一般，个个兴高采烈，眉开眼笑。有的观众一连要看三四场，为了能看到林妹妹的一只脚，还要继续看。在放映《红楼梦》那几天里，万人空巷，周围的几个村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了电影场四周。

　　那段时间里，《红楼梦》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中心，为林黛玉、宝玉的爱情悲剧唏嘘不已，为王文娟等演员的精湛表演所倾倒，对各位演员的演技佩服得五体投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黛玉焚稿》《问紫娟》《宝玉哭灵》等唱段，在广大老百姓中都已耳熟能详了。

　　电影连放了七天，我这个负责卖票的也成了“红人”，非常“吃香”，许多人都争相向我要电影票，有的挽亲托眷，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求着我。七天里，我几乎没有在家里睡过，亏得大家努力，群众自觉，才没有发生事故。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人们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事业也迎来了春天，放的影片也慢慢多了起来，如《追鱼》《西厢记》《梁祝》《碧玉簪》，上海静安区越剧团著名演员戚雅仙、毕春芳也来浒山人民大会堂演出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开始越来越活跃了。

　　现在，从城市到乡村，广大人民群众不但物质生活富有，精神文化生活也相当富足。党和政府组织送电影下乡，送戏到村、社区；打开电视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各种节目丰富多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满的，我们从心里感到高兴。

　　回首往事，感慨万分，那年那月，一部万人空巷的《红楼梦》展示出我们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也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