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地处东海之滨，人杰地灵。沧海桑田，历史长河中，慈溪诞生了许多名人轶事，其中不少与古代帝王相关。
一、秦始皇求仙问药到达蓬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1669年游历慈溪达蓬山，曾写下著名诗篇《达蓬纪游》，诗曰：“东尽观沧海，往事一慨然。浪中鼓万叠，鲸背血千年。何物秦始皇，于此求神仙。”宁波清代徐兆昺所撰《四明谈助》记载：达蓬山“山上有岩，高五六丈，有石穴，深四丈余。岩上有佛迹，多香草。秦始皇至此，欲自此入蓬莱，故号‘达蓬山’。”这些讲的都是秦始皇到慈溪达蓬山求仙药的传说。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统一天下的第二年，嬴政巡视了宁夏西部、甘肃东部，经甘肃陇西，到达秦人祖先故地天水、礼县，再沿祖先东进线路回辇宝鸡、岐山、归咸阳，目的在于巩固后方。此后十余年间，他又先后进行了五次巡游，向天下人彰显自身功德。公元前210年，嬴政第二次出巡，在泰山封禅刻石，并巡游渤海，开启求仙之路。在芝罘岛上，秦始皇看到了海市蜃楼，心中大为惊异。方士徐福等人为了迎合秦始皇想要长生不老的心理，将其所见的“异象”说成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境，并趁机上书秦始皇，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仙人居住炼制不老仙药。秦始皇听了大为心动，立即让徐福带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求取仙药，无果而终。至始皇帝三十七年，嬴政最后一次出巡，一路向南行至江浙，并于会稽东部远观沧海，看到海上烟波浩渺，以为看到了仙境，大喜过望，于是再派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于达蓬山出发入海求药，依旧杳无音讯。
徐福东渡，没有到达蓬莱仙境，也没有找到长生不老药，并且再也没有返回故土。但是徐福等人却成功东渡日本，成为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跨海远航的航海家，传去了“稻作农耕”“蚕桑医药”“金属冶炼”“新陶制作”“船舶建造”等新型文化，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诩徐福后裔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曾专程前来慈溪达蓬山考察并为秦渡庵题词以示纪念。
二、严子陵客星犯御坐
严子陵，原姓庄，避汉明帝讳改姓严，名光，以字行，会稽郡余姚县陈山（今慈溪横河）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士，《后汉书》有其传。严子陵年轻时游学长安与刘秀成为同学，子陵学识渊博、品行高尚，深为刘秀钦佩，刘秀还经常摸子陵肚子，讨教学问。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光武帝。他一方面用武力平定天下，另一方面笼络天下名士，以巩固政权。刘秀想请子陵辅佐自己，而子陵早已淡泊功名，改名换姓，隐居山林，无法找寻，于是刘秀向子陵发布了一封诏书《与子陵书》：“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痏，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颖水之风，非朕之所敢望。”诏书中刘秀对子陵出山辅佐自己的渴望溢于言表。同时，刘秀又让画师画了子陵肖像，张榜天下、各处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齐国发现一个身披羊裘、常在河边钓鱼的人与画像十分相似。刘秀大喜，立即派人用上等车马、礼物前去恭迎，但子陵却一再推辞，来来回回请了三四次，子陵才很不情愿地被推上了车。到达洛阳后，刘秀特地安排他在京师护卫的军营住下，床铺褥子专人专供，日常饮食则由宫中掌管御膳房的官员亲自送来。刘秀亲自到子陵住处，为了不搞繁琐的接待流程，子陵假装睡觉。刘秀直奔子陵寝室，看到皇帝来，子陵依旧躺在床上不动。刘秀也不计较，就坐到子陵身边，跟当年读书时候一样，依然用手摸了摸子陵的肚子，然后说：“老同学啊，你就不能出来帮我治理国家吗？”子陵假装继续睡觉，过了一会，假装醒来说：“从前尧帝仁德，要把帝位让给巢父，受到拒绝，又让许由，许由也不接受。人各有志，何必强求！”刘秀知道老同学秉性，只好作罢。
又一日，刘秀以朋友身份邀请子陵入宫论道叙旧，并放下架子与他同榻而眠，子陵竟然放肆地将脚搁在刘秀身上。翌日，执掌天时星历的太史令神色紧张地跑来奏报，说夜观星象，看到有客星冒犯帝坐，情状十分危急。因为在古代，王权神圣不容侵犯，作为帝王象征的紫微星自是与此同理。听完太史令奏报，刘秀笑着说：“不必紧张，我和老友子陵共卧，无碍！”
刘秀惜才之心并没有因为前几次子陵的屡次拒绝而气馁，他还是想请子陵为谏议大夫，但子陵却依然固执己见，并以年关将近、回家探亲为由离开了帝都，终归富春山，逍遥自在地在富春江畔过起耕钓生活。刘秀见子陵去意已决，便不再执着。北宋范仲淹曾在《严先生祠堂记》一文中赞扬严子陵的高风亮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三个字早已成为高洁之士的象征，而“客星”也成了高风亮节的代名词。
三、泥马渡江救康王
横河镇有个村叫埋马村，相传村里曾经埋过一匹护主的马，当地人为了纪念那匹马，建了个埋马庙，该村因此而得名。关于埋马传说的由来，与当年宋室南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当年五月，康王赵构即皇帝位，是为高宗，又称康王，改年号建炎，史称南宋。赵构尚未称帝之前，金朝为使高宗就范，步步紧逼，迫使他一路南逃，一直逃到海边。海边有一座庙，庙中有一泥马，泥马虽为死物，却雕刻得栩栩如生。赵构一时找不到渡海船只，眼看追兵渐近，以为要命丧于此，他对着泥马喃喃自语起来：“马儿啊马儿啊，你虽生得四肢修长、矫健俊美，奈何只是泥巴做的。你若是一匹真马，能够渡我过海就好了。”话音未落，泥马腾空而起，驮上康王朝着对岸疾驰而去。追赶的金兵尾随而来，因海面雾气迷漫，看不真切，见康王跑在前面，也就跟在后面追，结果连人带马陷进海边滩涂里，进退两难，只能狼狈地爬回岸边。在神力护佑之下，泥马驮着康王顺利登陆南岸，随即也变成一堆散沙和一堆水渍。因恐敌人寻迹追来，赵构将“马”就地掩埋，并许下承诺，待其南面称帝，必将为泥马塑像立庙，荣享香火供奉。
“泥马渡康王”只是一个民间传说，是后世出于巩固统治和维护皇室权威的需要。为了表达高宗即位乃天命所归，便炮制了许多典故和传说，“泥马渡江”便是其中之一。在宋代及后来的话本小说和古诗词里，“泥马渡江”是一个常被提及的高频词汇。文章则有宋代辛弃疾《南渡录》、宋元无名氏《京本通俗小说》、明代冯梦龙《警世恒言》、清代章澡功《<南宋杂事诗>序》；诗词则有宋代林季仲《高太傅挽词》、明代李昌祺《题西湖景画》、清代梁季子《泥马渡》等等。只不过相关记载中，时而渡江，时而渡海，地点也不完全相同，但主人公都是登基之前的宋高宗——康王赵构。于是，后人索性以“泥马渡康王”称之。
四、徐应登殿中执法
有明一代，慈溪因科举而兴的家族很多，横河的“马堰徐氏”便是其中之一。相传“马堰徐氏”有十八顶黄阳伞，出过十八名大学士，更流传着“父子登科”“祖孙同科”“徐官弄”等典故。马堰徐氏得进士者，有徐廷圭、徐爱、徐怀爱、徐方、徐绍卿、徐存义、徐应登等多人。用乡人的话说，马堰是个“出官之地”，在明朝它与“纱帽八百顶”的孙家境齐名。当时盛传一种说法：孙徐两姓，在朝半境。意思是孙姓和徐姓官员加起来，占了朝廷的半数。从横河马堰走出去的官员，不少身居要职且是刚正不阿的好官，而这其中最具知名度的当属徐应登，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明人十二肖像册》中就有他的画像。
据《慈溪进士录》载，徐应登（1564—1619年），字念之，号惺勿，绍兴府余姚县龙泉乡马堰人（今属慈溪市横河镇马堰村）人。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十月十三日生，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卒。国子生，治《易经》。万历十三年乙酉科浙江乡试第十一名举人。万历二十九辛丑科会试第十二名，廷试第三甲第八十八名进士，观吏部政。授广东增城知县。三十三年，补江西太和知县。三十八年，行取考选，任湖广道御史，巡视皇城四门。四十年十二月，巡按应天。卒于巡按广东任。
徐应登之所以被人敬重，与一件事有关。明朝万历年间，有次神宗皇帝朱翊钧在太庙祭祖时，站立一旁的太监没有遵照祖制在他下跪时撩起龙袍——这无疑于礼不合，其他大臣也都看在眼里，却一个个假装没看见，只有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徐应登，在仪式结束后，上前一脚踹飞了行为失范的太监。在场文武大臣莫不惊愕，神宗皇帝呵斥道：“徐应登，你要殿中执法吗？”徐应登不予辩驳，只是唯唯。一旁太后对皇帝说，徐应登这样的行为正是遵守古制、忠于君王的表现，不仅不该罚，反而应该重赏。听了太后之言，万历皇帝当场敕授徐应登“殿中执法”匾额一块，以彰其德。这块扁额如今还挂在马堰徐氏宗祠——敦睦堂里，向世人展现了读书人的一种风骨。
五、康熙御用秘书高士奇
高士奇（1645—1703年），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匡堰镇高家村人。他与康熙皇帝关系亲密，这对君臣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佳话。
康熙三年（1664年），高士奇随父北上游学京师。因父不久亡故，所以他卖文以贴补生活。康熙八年（1669年）进入太学，得以初见康熙帝。康熙非常喜欢他的理学文章，亲自赐他会试资格，半个月之内高士奇两试都是第一，记名翰林院供奉，从此踏上仕途之路。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帝设南书房，既是他的书斋，又是他决策办公之地，高士奇被破格钦点，授予六品之衔，以“监生”身份被任命为“南书房行走”，成为康熙的秘书与顾问。
康熙与高士奇，名分上是君与臣，实质上是师与友。这不仅是性格上的投缘，更重要的也是文化情感上的认同。康熙帝对高士奇的学识极为欣赏，他曾对侍臣说过的一段话便是最好的证明：“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
高士奇虽然“入参禁近，出奉銮舆”，却从不泄露最高政治中枢的机密，所以康熙外出巡幸都会带他同行，参赞机务不离左右，也赠过很多诗给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在出巡东北返京途中，深夜与高士奇谈古论今，话题投缘时，即兴作了一首诗《行殿读书示翰林侍讲高士奇》：“六御东巡海上回，夜深思古帙重开。秘书日日随行幄，玉辇前头珥笔来。”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高士奇要求回家赡养母亲时，孝亲报恩是人伦大事，康熙帝没有挽留，并赐御制诗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四次南巡。高士奇在杭州西溪高庄接驾。康熙御书“竹窗”并赐诗：“花源路几重，柴桑皆沃土。烟翠竹窗幽，雪香梅岸古。”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第五次南巡，高士奇奉召赴淮安接驾，随康熙巡视江南。南巡后，高士奇又随驾入京，两月后以年事已高，告别回乡。临行前，康熙帝还将自己穿戴的一顶绒帽和一件龙缎袍褂赐给高士奇。康熙帝写给高士奇的最后一首诗也是这一年，题目是《咏杜鹃花赐高士奇》：“石岩如火本天台，秀质丹心日月催。移根禁苑清诗句，朱夏山林惜茂才。”。“天台”有两重含义：一指浙江，高士奇乃浙江人；二指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的神话故事，喻指高士奇不是一般的人间凡品，说他秀质丹心，到了京城使禁苑的诗句也清新芬芳起来。这年五月，高士奇在家感染脾疾，六月病故。康熙得闻消息万分悲恸，派遣钦差代天御祭，并御书悼词：“勉学承先志，存诚报国思。”赐谥号“文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