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非
二十多年前，卫东村章绍海的儿子才三岁，他便开始经历提心吊胆的“送钞”旅程。从上海虹桥机场到桂林，再转火车至南宁、凭祥等，随身携带几十万元的人民币现金，送达给目的地收购水产毛蟹的同乡行贩。而鲁秀美则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送钞”，当时百元大钞还未流通，三五十万元的现金，10元面额人民币30—50捆，有好几十斤重。1987年4月27日与1988年5月10日才分别开始发行50元、100元面额的现钞，几十万元的现金有部分是托亲戚朋友换来的大额现钞。小砖头一样成捆的现金用破旧衣服、床单包裹，装在同样破旧的旅行包里。“送钞”最多的一次，鲁秀美达到100万元，章绍海80万元。整个旅程，鲁秀美、章绍海不敢闭眼睡觉，实在困乏，也要紧紧地握住包的提手。2005年，鲁秀美、章绍海看了电影《天下无贼》，对铁路窃贼团伙凶恶残酷的扒窃情节深感震撼，庆幸当年一趟趟的“送钞”旅程没有遇上电影中的艰危险恶。
章绍海的“送钞”经历，是为同村行贩鲁秀美的丈夫林长松工作的。
林长松，生于1952年1月20日，观城镇北门9大队7小队农民，因左手大拇指略歪，但干活手脚麻利，动手速度快，村民称其绰号为“歪耙”。林长松从小没有上过学，仅会写一些数字，记性却特别好，比如某人向他借了钱，姓方的他就在墙壁上画个方块，姓阮的画个圆，姓唐的画颗糖……由于生产小队出工都是固定工分，1978年林长松参加9大队的上河渔业队，从事内河池塘养殖捕捞，每年包产上缴生产队300元，多余归个人所有，享受生产队的作物分配和年终分红。上河渔业队养殖池塘仅有一个汤家河，河道捕捞有限，渔业产量不稳定，林长松等8位渔业队员只好以拷海撮泥螺、捞海瓜子等来凑够每年的包产费。
1974年7月9日，国家计委批复在镇海建设浙江炼油厂，次年5月动工。1976年，浙江炼油厂建设岚山水库。岚山一带有清末从慈北、姚北迁徙过来的植棉移民。1979年二三月份，林长松听说岚山水库修海塘急需民工，每天的工钱多达十来元，便挽人介绍，来到岚山水库修筑海塘。挑运泥土两个来月，林长松发现了一个商机：工程处每天有零售供应民工的中午饭，但饭量不够，点心、烟酒更少，稍有供应，马上被争抢一空，于是林长松便放弃了挑泥工作，做起了行贩的生意。
“行贩”一词，起源颇早，一般指往来贩卖货物、到各地兜售，没有固定的营业地点。有的行贩为了达到挣钱最大化，既然行走四方，无固定营业场所，就以疵充好，挂羊头卖狗肉，所以民间对其有无商不奸的说法。在古代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影响下，行贩往往被人看不起。
林长松下决心买来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每天骑到镇海县城，采购好大饼、油条、馒头、烟酒等，联系每个民工组，每组购买30份以上，就送给联系人一包大红鹰香烟。虽然8分钱的大饼油条仅挣3分，但日销量很快达到三四百份，加上其他点心与烟酒，每天可挣20来元。
一年多后，岚山水库海塘及镇海棉花良种繁育场海塘相继竣工，林长松回到观城北门老家。当时，观城镇农村各大队已实行“统一经营，专业分工，承包到劳，联产计酬”责任制，但林长松不甘心在承包的不到3亩的田地里摸索，即使一年辛苦下来，棉粮收入仅三四百元，要养活一家四口必须另找出路。凭着在镇海及宁波江北采购的经历，林长松每天下午到观城及东山头的海边与菜市场收购来泥螺、海瓜子和泥鳅等，傍晚骑自行车去宁波，中途仅在蟹浦岭歇一会，早晨在宁波农贸市场零售卖掉。当年海瓜子的收购价0.3—0.4/斤，零售价可达1元/斤，来回骑行两百多里路，虽然辛苦，然每趟收入可有几十元。
不久，林长松在宁波三江口滨江市场与一位舟山船老大交上了朋友。舟山船老大正为有时到船晚导致黄鱼卖不掉而发愁。林长松与舟山船老大谈定：全船渔货全部由他承包，一斤以上大黄鱼0.48元/斤，半斤以上中条黄鱼0.27元/斤。当时每船渔货有一二千斤左右，林长松批发黄鱼加价0.1—0.2/斤，其他杂鱼每斤仅加价几分钱，舟山船老大朋友一船的渔货，贩卖净利润可达百元左右。生意稳定了，林长松在宁波灵桥附近的大世界剧场边租了间房，作为门市部，跑周围的宾馆饭店，开拓大客户，并逐渐把生意拓展到了上海。
当年的泥螺、大黄鱼，经济价值不高，而海瓜子属于高档小海鲜。林长松当天买好宁波至上海的五等地铺客轮船票，傍晚挑着一百多斤的海瓜子，到宁波江北轮船码头，挤上客轮，第二天凌晨就到了上海十六浦。十六浦对面的小东门集市，有许多行贩会来收购林长松的海瓜子。后来，小东门集市搬到大世界附近的八仙桥农贸市场，林长松挑着一百多斤的海货只要挤进公交车就行，三北小海鲜到货即被一抢而空。一趟跑下来，挣个一百多元不成问题。海鲜淡季时，林长松还贩卖宁波北仑金桔等时新的土特产，也颇受上海人喜爱。
跑上海做行贩的次数多了，林长松发现上海市场的苏北花生米便宜，牡丹、飞马、大前门等品牌的香烟也容易采购，便在轮船回程中带来花生米、香烟等，在宁波很是行俏（畅销），牡丹、飞马牌香烟也受到温州人欢迎。有时，林长松的花生米、香烟等也可以用浙江省通用布票换货，换来的布票在宁波灵桥地下市场卖掉，每月挣钱可达1000元以上。
宁波地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年后，农村劳动力逐渐释放，跑宁波及上海的农民行贩便多了起来，农贸市场的经营利润逐渐变薄。林长松与同村彭灵元、高忠树联合，通过温州水产商介绍，跨省跑到福州采购低价的沙地毛蟹，运到宁波，清洗掉泥沙后，批发零售。
毛蟹正式名称为中华绒螯蟹，其螯掌部内外缘有密生的绒毛，因而得名绒螯蟹。江苏人俗称其为大闸蟹，宁波人则俗称为毛蟹、河蟹，尤为上海人喜爱。1985年下半年，林长松在福州与水产商交流时，偶尔领悟到了一个新的商机。
广东历来是美食天堂，美食文化历史悠久，饮食习惯颇为讲究，水产海鲜品类众多，色香味独具特色，广东人对自然新鲜的食材选择有着自己的偏好。二十世纪80年代，大闸蟹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欢迎，但在广东并不如现在这样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广东人看来，食材必须讲究卫生、新鲜，广东海鲜中有品种繁多的花蟹、青蟹、梭子蟹等，口感和味道远超大闸蟹。而大闸蟹生长在烂田臭水的肮脏环境中，有些由人工养殖，可能存在重金属或者寄生虫等污染，因此广东人大多不爱吃大闸蟹。
福州水产商偶然透露的一句话，在林长松心中产生震荡。在福州完成毛蟹收购后，便马上来到广州水产市场打听行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1985年的下半年，广东毛蟹旺发，市场摊位上堆满了毛蟹，角落边还有许多死掉的毛蟹，零售价格每斤才一二元。
广东毛蟹虽然便宜，但运输却是一个大难题。当年冰块产量低，价格高，如果二三天内没有运到宁波，毛蟹就会成批死掉。林长松回慈溪后，叫来头脑灵活、擅长交际的洋山柴家表兄弟柴孟龙，派他与彭灵元长驻广州，负责毛蟹收购，联系飞机托运。彭灵元、柴孟龙不负林长松的厚望，经过多方联系公关，落实了广州白云机场的托运业务，每次托运毛蟹最多只有五百公斤，运费要1元/公斤左右。林长松在宁波水产市场名声大振，成为毛蟹销量最大的批发商。
当年秋季，林长松销售广东毛蟹获利10万余元，观海卫北门外的磨盘山下，造起了卫东村第一幢三间三楼房屋，还购置了一辆面包旅行车。
第二年，林长松与柴孟龙进一步了解到广西与越南的毛蟹个头品质更大更好。在调查广西与越南市场后，林长松联合彭灵元（后曾担任中国河蟹协会副会长）、高忠树，合股凑集资金，派林建达、林国平、鲁志军、孙国达等分别在桂林、南宁、凭祥设立办事处，专门收购广西与越南运销过来的毛蟹。因越南人没有吃毛蟹的习惯而视若废物，旺季时沿海农田河沟里的毛蟹，甚至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谈好收购生意，越南水产商户会把一批批毛蟹运送到谅山，再集中转运出口，经过友谊关，销售给林长松的凭祥办事处。
1986年秋天，毛蟹收购季节一到，林长松安排凭祥办事处收购的越南毛蟹进入友谊关后，六七千斤的毛蟹马上转运佛山机场，与广州办事处毛蟹一同运往上海或宁波。南宁及桂林办事处收购的广西毛蟹与部分越南毛蟹，则从桂林两江机场通过民航航班托运至上海虹桥机场。林长松在上海八仙桥、四平路、江杨路、三角地等及宁波、绍兴等地的农贸市场派人设有销售点，杭州、嘉兴、苏州、无锡、南京等地均有经销商户。每天一到两个飞机航班的毛蟹货源源源不断空运而来，上海及宁波水产商圈不一定知道林长松，但是说起“歪耙”，大多熟悉其为赫赫有名的大闸蟹老板。
本文开头所写的章绍海“送钞”经历，就是林长松派鲁秀美、章绍海、林国平等观城人，每月数次须把几十万元现金送到桂林、南宁、凭祥、广州办事处。几十甚至上百万元的现金，都是各销售网点收来，再托朋友把10元面额的换成50元、100元面额的大钞，裹入老旧破衣，装入旧旅行袋或化肥塑料编织袋，坐民航飞机至桂林，送出少部分现金，再转火车去南宁、凭祥、广州。
然而，从1992年开始，上海、宁波包括杭州、绍兴、嘉兴、苏州、无锡、南京等地的毛蟹市场行情，却发生了林长松意想不到的变化。虽然，毛蟹的消费需求在大幅上升，货源供应充足，然价格却连连下跌。原因是由于江苏阳澄湖大闸蟹养殖的示范效应影响下，江苏的养殖大闸蟹兴起，泰州兴化、南京固城湖、淮安洪泽湖、扬州高邮湖、宝应湖等地的养殖大闸蟹因其具有优良的水域环境和养殖技术，养育出肉质鲜美、蟹膏丰满的大闸蟹。苏南苏北地处华东，交通便捷，养殖的大闸蟹快速渗透江浙沪，林长松的广东、广西、越南毛蟹，随着收购价格提高，空运成本居高不下，在与江苏大闸蟹竞争中逐年节节败退。
此后几年的毛蟹销售季节，林长松开始亏损，思前想后，南方毛蟹想继续与江苏大闸蟹竞争，难以再有胜算。曾经跟随林长松经营毛蟹买卖的一批观城人，陆续转行经营江浙沿海小海鲜，甚至与苏北人合作承包大闸蟹养殖场。
然而，有一位在广州办事处负责收购的年轻人，来观城与林长松一番长谈，提出了一个重振毛蟹销售局面的计划方案。林长松一听，顿觉计划绝妙！还可带动慈溪水产养殖业的转型升级。双方商定共同合股进行此项目的合作，林长松提出初期对方出资10万元，自己投资50万元，盈利双方则各分50%。虽然，这位年轻人东凑西借，仅出资一万余元，但林长松仍让对方占股一半，负责计划方案的落实。
提出计划方案的年轻人叫徐其明，慈溪周巷人，全家七口人，父母、祖母加四个兄弟，徐其明为长子，从个体行贩加入到林长松团队，在广东、广西负责毛蟹收购。徐其明认为，毛蟹是在咸淡水中产籽繁殖，再到淡水环境中生长。慈溪地处杭州湾海岸，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涂水塘淡水资源，其广阔而集聚化的养殖水面优势远超苏南苏北。只要在上半年采购蟹苗，在庵东海涂水塘进行种苗培育，与众多水塘承包农户签订数万亩水塘的委托养殖、包销收购合同。聘请养殖技术人员，生产专用饲料，分发蟹苗，辅导农户进行科学养殖，到秋季再进行包销回购，在华东地区开展销售，实行毛蟹的种苗培育、委托养殖、统一收购、包装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产业链，解决养殖农户销售风险的后顾之忧，使慈溪成为全国最大的毛蟹养殖基地。
1992年初，徐其明的毛蟹一条龙产业链计划开始实施，林长松从上海崇明岛采购来五六十万元的蟹苗。庵东海涂水塘农户陆续与徐其明签订合同，蟹苗陆续分发下去。徐其明为了避免投资失败的风险，分发蟹苗时向合作的农户收取了蟹苗的采购成本，以免养殖因出现天灾而无收获。如此一来，农户签订合同的进展并不如计划方案中完美，但林长松、徐其明希望通过几年的努力，与农户们共享毛蟹产业链的效益，进而带动整个三北沿海农户共同致富。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1992年下半年的毛蟹市场虽然呈现一派旺销的景象，但徐其明在庵东投放下去的毛蟹却少见踪影。农户们纷纷反映说养殖失败，毛蟹大批死去，即使可供收购，数量也不多。林长松、徐其明经过深入了解，原来杭州萧山及绍兴的水产商户，听说本省慈溪有大量的毛蟹养殖，在收获季节即将到来之前，一批又一批地来到庵东，出高价收购农户的毛蟹。虽然，徐其明与他们签订有养殖收购合同，但农户们的蟹苗也是出钱购买的，所以在收获之时，卖给出高价者自然是他们的不二选择。
林长松、徐其明的毛蟹一条龙产业链计划成为泡影，好在亏损不多，两人气愤数天，无奈中止庵东养殖计划。由于林长松团队的收购与销售网点的铺开，人手不够，林长松另与徐其明合作，派其驻点福州，负责福建毛蟹的收购。1995年8月，徐其明成立慈溪市徐龙鳗业有限公司，拓展烤鳗收购加工销售领域。2000年3月，徐其明注册慈溪徐龙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展自营水产食品的进出口业务。2000年8月，徐其明组建中国徐龙食品集团，实现了鳗鱼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梦想，“徐龙”成为贸易、制造、养殖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其活鳗产品出口量占全国总出口量的75%，鳗鱼产品的全年流通量达到1.5万吨以上，位居全国第一。2019年，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公布，徐其明以79.9亿元财富值排名第346位。
改革开放后，慈溪的农民想方设法从贫困中走出来，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在土地承包到户后，走向全国的千山万水、想尽致富的千方百计、说尽发展的千言万语、吃尽挣钱的千辛万苦。观海卫的水产经营交易自民国时期开始兴盛，二十世纪80年代，夜市水产批发摊从南大街延伸引导到329老国道，吸引了大批省内外客户前来采购交易。有一位宁波副市长途经观城段国道被堵车，为究原因下车考察，结果却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一处交易规模宏大的水产批发市场。后来建成的观城水产批发市场，观海卫的水产行贩们把水产海鲜销往东北三省、上海、杭州及宁波各地，日均水产批发800至1000吨，年成交金额超10亿元，成为当时全国十大水产批发市场之一。没有文化的林长松便是其中一位典型的代表，带动了一批观海卫的水产经营户发展致富。当年林长松的摸索致富、冒险行贩、不惟困难、勇于创业的精神，时至今日仍值得赞誉弘扬。
2024年7月24日，笔者率《观海卫镇志》编辑部同事，采访居住在慈溪市区的林长松夫妇。2000年后，林长松还曾为当年带出来的水产经营户打工，如今夫妇俩均已歇业退休。回忆往事，林长松感慨万千，难见当年运筹帷幄承包飞机空运毛蟹的气势。鲁秀美则认为，林长松没有文化不识字，且普通话都讲不好，当年致富主要靠的是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光凭魄力和心细，难以持续经营好企业。加上当年生意资金来去很快，不懂财务制度管理，经常花钱如流水，仅靠胆大精明，怎么能在市场竞争中持续辉煌呢？好在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为后来居上以徐其明为代表的杰出水产企业家深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