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里懵懂地做了教师，就做了虞百川老师的徒弟。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乡镇初中教语文，虞老师是市里教研室的教研员。

　　虞老师身材高大，脸上肉气不多。他直率，不拐弯抹角，有什么就说什么。我那时的印象里，虞老师笑的时候不太多，批评人的时候，眼睛先瞟你一下，眼角的余光一掠而过，嘴巴一撇，扔出一两句简短的话；但那时，我觉得很重的话。听虞老师讲话，经常看到他的目光往天花板上投射，我常常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其实，天花板上并没有什么东西。

　　现在已经完全记不得自己是怎么跟虞老师接上头的。只是依稀记得，那是我刚刚从教，似乎是我写了一篇教学体会文章，寄给他，他就知道了我的名字。于是，经由全区辅导学校的安排，在本校搞了一次区内语文教研活动，由我上一节公开课。

　　那时，初中课本里，有作家魏巍的散文《我的老师》。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芸芝先生。

　　回想起来，她那时有十八九岁。嘴角右边有榆钱大小一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

　　公开课教的就是这篇课文。

　　我觉得教散文要抓住细节，要从语言现实出发。于是，抓住了“黑痣”，指挥学生分析，诸如这个“痣”字，从造字法的角度，从写法的角度，作者为什么要写这颗“痣”——反正大意就是“痣”是一种病。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看出现场听课的虞老师，神情异常严肃，不免暗暗担心。

　　果然，当天下午的评课时，他就抓住蔡芸芝老师的那颗“痣”，火力全开：“这个痣，怎么能随意解释成病呢？那么‘美人痣’也是病吗？”然后，说话停顿，目光直扫到我脸上，停留好一会儿，一些听课老师的眼光也跟过来，我一下子成了焦点，顿时识趣地低下头，恨不得找个洞钻到地下去。

　　老实说，我心里充满了愧疚。为了这次大型教研活动，校长把那时只用来招待贵客的白切牛肉都上桌了——看来，这个牛肉“白切”了。幸亏，事后，陈祥昌校长再三安慰我，我才不至于泄光了气。

　　后来，我调到了镇上的高中。好像又被推荐上一节市内的公开课。备课期间，虞老师在电话里问了我一些教学设计大概。上课前几天，虞老师还是放心不下，独自乘着颠来倒去的“三卡”赶到我所在的学校。那次听完课，他总算轻轻点了点头；不过，直白的批评，还是少不了、逃不过的。这次抓的不是那颗痣，而是我的字。

　　“你的字，与我写的差不多，捞出来，不好看，板书能少写就少写，少露丑。”虽然，虞老师讲的也还是实话。这时我已有三十来岁，虽然说不上“有头有脸”，但脸面总不能不顾的吧。于是，心里总还是有点不爽，觉得虞老师对我还是总有点鸡蛋里挑骨头的挑剔。

　　不过，骂归骂，帮归帮。虞老师一边骂我，甚至毫不留情地责骂；一边搀我，完全毫无保留地扶持。记得大概是1984年吧，宁波开中语会年会，尽管名额非常有限，他还是推荐我去会上宣读论文。平时省市内有什么大型的学科活动，他也总是带着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去灵市面，见世面。后来市内评教坛新秀及基本功竞赛，我都被评了一等奖。那时，奖状也是虞老师手写的。一撇一捺，下笔很重，既周正又洒脱，简直是“力透纸背”。前年，我退休时整理旧物，虽然明明知道这些奖状对我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什么用了，但还是舍不得丢掉。那时，教研室主任姚国辉老师在全市青年教师会上表扬我，还找我谈话，鼓励我“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这些背后，当然与虞老师介绍推荐是分不开的。

　　夸张一点说，我是被虞老师骂大的。年岁渐长，当面骂的人就慢慢少了，直到无人骂了，于是，便是退休收摊的节奏了。

　　相比虞老师，我的“特教带徒”的师父任哲向老师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方正质朴，与虞老师一样，只不过更具谦谦君子风。他是那时极其稀缺的特级教师。我平时只知其名，而无缘与他谋面。

　　那时，市内举办一个大型的观课活动，由我上一节公开课，课文是鲁迅的《药》。对这一帖“药”的钻研，我可要比教初中时对那一颗“痣”的理解成熟多了。我不想用一般教小说的“三要素”套路，对人物、情节、主题等拎出来抽象地概括，而是引导学生沉入小说的情境里去。

　　比如，小说开头部分：“‘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我问学生：“一面听，一面应”，“听”的和“应”的分别是什么？

　　茶馆“议药”部分，那些茶客们在热切探寻夏瑜说“阿义可怜”的答案，遍寻不得，于是最后把话题转移到小栓的病情上，可是，临结尾时，突兀地冒出一句：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我又问学生，鲁迅为什么要在这里前言不搭后语地来这样一句？

　　我还问到身陷缧绁、生死未卜的夏瑜那句“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为何要强调“是我们大家的”，讨论中，大家感念到了这位以身饲虎的志士，其愿景之崇高、牺牲之坦荡、孤寂之悲壮。

　　但是，由于这节课有着试验性质，没有完全按照常规出牌，所以，进入交流评议的环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除了某些肯定之外，更多的是负面的“商榷”。有的说，这样教小说，教的已经不像小说了；也有的说，教学抓住文本语言深入品味，值得肯定，但是知人论世尤其是鲁迅对辛亥革命所持的态度介绍不够；更有的强调，教学设计要妥善处理好继承与创造之间的关系……教学批评当然是很正常的，不过，我所忐忑的是，作为一所农村高中的普通青年教师，似乎由于不慎，突然捅了马蜂窝。

　　最后，轮到任老师评课。他立起身，用非常平静的语调，先谈了这节课需要改进的几个方面。然后他用很肯定的语气说：“这节课的基本面上，是成功的；一是教学的语言性思维，自始至终，紧紧扭住小说的语言不放，经由对看似平淡的语言的分析、品味，来理解人物形象，洞悉小说思想，这是立住了语文教学的根。”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更要强调的是，这节课有着开阔的思想背景；把夏瑜的牺牲放在历史的、文化的视野里，体悟忧愤深广的悲凉；在康大叔及一干老老少少的茶客群像里，我们看见了各具个性的、立体化的愚昧，深切感受到民智未开的悲哀。”他为了强调自己的主张，有力地摆动两下手说，“逼仄的教学是没有出路的；语文教学也是‘有境界自成高格’，但是这个境界还是必须开阔的，这是守住语文教学的魂。”任老师站得很高，力排众议，可谓一锤定音。

　　这节课可以说是我专业成长的关键一课。此后二三十年里，当年的学生们还依稀记得。一个学生告诉我，那时，我们大家被调动起来了。稍后参加宁波市特教带徒资格考试，笔试合格后，任老师就建议专家组对我免以面试，直接录取。我后来奉调进入县一中，不能说与这节公开课没有一点关系。

　　成为任老师的徒弟以后，在他身边工作，接受耳提面命的机会更多了。任老师对自己的徒弟，既有捧，又有压。记得特教带徒活动的论文汇报会上，我信心满满地宣读了文章。点评时，他作为师父，第一句话就是“我也没有弄懂这篇论文到底讲的是什么”。我当时愣了一下，深感意外和惊讶。年岁渐长，我恍然悟到这可能是任老师在“压青苗”，预防那种“掩口胡卢而笑”的年少轻狂。

　　如果说虞老师、任老师是我的业师，那么张老师则是我的精神导师。

　　大概是2000年初吧，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深感很意外，居然是省教研室《浙江教学研究》编辑老师打过来的。

　　对方自我介绍是“张润秀”。我此前约略知道，张老师是名声很响的特级教师，出道很早，曾任杭州外国语学校校长。

　　他“自报家门”后，随即说明来意：“你的文章很配我的胃口；读了以后，有点好奇——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教师？”他随即说，“我明天正好出差到余姚，想顺便到你这里，来见你一面。”

　　简直是受宠若惊，我何德何能，当得起大名鼎鼎的业界大咖由省城转道相见？我那时只不过是一个略微有点腿瘸、毫不起眼的一线教师。

　　那是1999年初，我遭遇车祸受伤，下肢骨折。卧床养病时，写了些论文摸样的东西，有的投寄给张老师编辑的杂志。

　　其时，张老师大老远地赶来看望我，还带来了刊发了拙作的几本杂志，并送我了一套马正平编写的高等写作学教学丛书。此后，还不断地寄书给我，跟我电话联系。他在高中议论文写作上的研究直接给我以学术启迪。后来我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化，行政事务忙忙碌碌，与张老师的联系疏淡了，直到2023年初再次联系上。可是，不幸的是，张老师于当年3月5日意外病逝。他的微信头像，我一直舍不得删除。

　　迈入老境，回望来路，渐渐悟到一点感觉。人们在取得成功后，往往着意强调自身的努力，认定这才是洪荒之力。但我觉得人一生所遇，比如机遇和偶然，比如贵人相助、小人监督，也很重要，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我这一生有幸遇见虞老师、任老师和张老师这样的师父，一颗“痣”、一帖“药”、一个电话，带来的却是人生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