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30日，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内，陈克寒同志的追悼会正在隆重举行。追悼会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主持，北京市委第三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贾庭三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的有中央领导人李先念、万里、胡乔木、姚依林，北京市的负责人叶林、王纯、毛联珏、李立功、王宪，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朱穆之、黄镇、邓力群、曾涛、胡绩伟、穆青等，陈克寒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北京市干部群众代表共七百多人。

　　陈克寒是慈溪县慈城镇人（今属宁波市江北区），1917年7月出生于上海。15岁时，中国的东北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接着又在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寇的种种侵略行径在当时年轻人的心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慨。陈克寒也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从心底里萌生了报国的志向。就在此时，陈克寒结识了有着同样报国情怀的一群年轻人，如王玉清、齐速、汪家为、周天宝等，共同的志向使他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迫害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大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被逮捕或杀害。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在上海共同发起和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推举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秘书长。他们发表宣言，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废止非法拘禁、酷刑、残害革命人士等暴行，给人民以民权保障和充分自由。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让陈克寒等人看到了希望，于是就把位于上海八仙桥的民权保障同盟当作了心中的向往之地，经常去那里聆听演讲。令陈克寒没有想到的是，这里还有一个青年会，在青年会中还有一个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频繁接触，使这些心中迷茫的青年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有积极投身其中，才能获得美好的明天。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行动才有坚定的方向。1934年，陈克寒经人介绍加入左联，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以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的精神，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作为一个秘密党员，陈克寒的日常工作主要受中央特科指派。1935年12月，他再次受命，跟随陈昌从事新四川通讯社的筹建工作。这个通讯社是1935年8月由陈昌牵头筹建的，但在筹建过程中因为受到种种干扰和技术上的困难，进展缓慢。陈昌不得已回到上海，向中央特科汇报。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中央特科决定派陈克寒一同前去。林向北在《“三陈”闹四川，陈昌是主角》一文中曾详细披露了他们创建新四川通讯社的过程（见2017年4月10日的中华儿女新闻网）。这“三陈”指的就是陈昌、陈养山和陈克寒。陈克寒与陈昌一起从上海乘坐轮船沿长江溯流而上，到重庆后即着手组建新四川通讯社。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性电台，而实际上是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从事情报工作。在重庆期间，陈克寒的公开身份是该通讯社的首席记者，但实质性的工作是以记者的名义通过采访国民党的各级官员，从中获取相应的情报。这也是陈克寒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起点。由于他的工作热情高，文字功底较好，使这家刚成立不久的通讯社很快成为川渝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闻机构。

　　大约在一年以后，红色中华通讯社随红军到达陕北后，便准备建立西安分社。因为急需新闻方面的人才，陈克寒调到了西安工作。在此期间，陈克寒还受命去福建和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参与了《解放》周刊的创办。1937年1月，经中央决定，红色中华通讯社更名为新华通讯社，陈克寒被调到延安新华社总部担任记者。后来，丁玲等在延安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陈克寒还担任了通讯股股长。1938年1月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陈克寒被调任《新华日报》驻华北特派记者，负责华北地区的报道工作。同年7月，因日寇准备大规模进攻武汉，报社一方面准备转移，另一方面还与有关部门协商，准备出《新华日报》西北版。然而，国民党当局却以种种借口予以阻挠。就在此时，朱德总司令刚好路过西安，闻听后当即表示“不让出，你们就到华北去，华北军民欢迎你们”。经中央和长江局同意，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何云同志负责到太行区筹备《新华日报》华北版具体工作。1939年1月1日，在山西沁县正式出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为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还专门组建了一个党报委员会，其成员有杨尚昆、彭德怀、左权、陆定一、傳钟、李大章、何云等。陈克寒也因《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办刊需要而调到报社工作，担任副总编，同时也是党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一个铅字等于一颗子弹，在敌后办报就是无形的战斗。”曾全程参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的山西日报社离休干部房秉玉老人说，何云的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火线办报的情况。在激烈的反“扫荡”中，何云和陈克寒带领大家“背起报馆打游击”。他们将工人和编辑人员编成连队，荷枪实弹，一面跟鬼子周旋，一面设法出报。他们组织大家把铅字改小，制造了小型轻便的活动铅字架和小型脚踏机、轧墨机、浇版机，连同电台、纸张、油墨，只借三匹骡子即可驮走。因此，在炮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新华日报》华北版从未中断出版。遇到战斗紧张时，何云与陈克寒便在吃饭休息间隙，命令报务员架起电台，收听电讯，不能铅印，就出油印战报。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何云随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奔赴前线，组织战地新闻采访，在火线上编辑、审稿、刻印、发行，以最快的速度把战斗消息传播出去。在关家垴战斗中，何云紧跟彭德怀副总司令，利用号外形式，大力宣传战斗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及时报道揭露了日寇推行“封锁”“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的罪行，成为鼓舞和激励人民对日斗争的响亮号角。朱德总司令曾经给予高度评价：“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新华日报》天天在作战，向敌人发射出千万颗炮弹。”也正是有了如此大的威力，令日寇对《新华日报》恨之入骨。从1942年5月19日起，三万多日军开始疯狂扫荡太行山北侧，目标直指八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馆。23日，部队转移至南艾铺村时被敌人重重包围，何云决定分三路突围。他带领编辑、报务员等10人准备去找大部队坚持出报，副主编陈克寒带着10名记者向太行山以南突围并随军采访，编委史纪言带领房秉玉等60人就地打游击。在这次的“铁壁合围”“梳篦式”扫荡中，左权将军牺牲了，何云等46位新闻战士也牺牲了。为使报纸出版不受影响，经上级决定，陈克寒任社长兼总编。

　　1942年7月8日，在河北省涉县郭峪村西山腰的一座石庙里，隆重举行了何云等烈士的追悼会。新任社长陈克寒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行动为烈士报仇。9月1日，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举行追悼何云及全体新闻界殉国烈士纪念会，时任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到会报告何云生前的英雄事迹。《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邓拓《哭何云同志》的挽诗：“文章浩荡卫神州，血溅太行志亦酬。党报事艰来日永，同侪心痛老成休。云山遥祭挥无泪，笔阵横开雪大仇。后死吾曹犹健在，不教胡语乱啾啾。”（以上见记者邢兆远、李建斌的报道“文章浩荡卫神州——忆英烈何云和《新华日报》华北版的抗日报道”，原载2015年9月3日《光明日报》）

　　在陈克寒主持《新华日报》华北版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宣传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使报纸的质量和发行量稳步提升，无论是根据地的人民还是抗日战士，都把这份报纸当作了学习时事政治的重要平台。同时，对于国民党军队还是日本侵略者而言，这份报纸犹如一柄锋利的匕首，刺得他们浑身难受，坐立不安。比如，在对新区宣传和争取知识分子等工作方面，陈克寒曾专门向中央写过一份报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中央专门对这份报告作了批示，并要求转发各局、各分局和各前委。同时中央明确指出：

　　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的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的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训练后，因才施用，派往各种工作岗位，再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要迅速对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否则大批学校就要关门，知识分子会被敌人争取去。所谓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的反动的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逃了的也要争取回来。各中央局应将自己辖区内这项工作的情形及经验，向中央报告（该电文现存中央档案馆）。

　　1940年12月，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宣传工作的需要，新华社专门设立了广播科，首任科长李伍。1943年秋，陈克寒回到延安，在新华社担任记者；1944年年底，接替李伍任新华总社广播科科长。抗战胜利后，陈克寒先后担任了新华总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中原分社社长、中原大学新闻班班主任等。1948年冬，他再次回到新华社。当时的新华社跟着中央机关一起流动，所以他也在西柏坡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依然任新华社副社长兼副总编。北京和平解放后，新华社跟随中央机关一起来到北京。由于全国解放在即，为更好地做好宣传工作，根据中央提出的要求，新华社的一些领导成员留在西柏坡进行了短期培训。就在此时，九三学社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宣言，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同年8月5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发表通电起义。对于这两个重要事件，新华社没有及时报道。为此，周恩来专门找来陈克寒和吴冷西，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并要求他们认识到新华社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无论是作报道还是写评论，都要记住新华社这个身份。在当时的形势下，特别要考虑和照顾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充分体现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周恩来的这一番讲话，令陈克寒茅塞顿开，成为了他后来工作中的最高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成立了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陈克寒先后任新闻总署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长、党组书记。当时的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隶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1954年11月，新闻出版体制进行了调整，新闻与出版合二为一，成立了出版事业管理局，隶属于文化部。陈克寒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分管新闻出版工作。在文化部工作期间，为繁荣中国的出版事业，陈克寒尽心尽职，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加快对古旧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部多次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面意见，以利于政策的制定。为畅通出版发行的渠道，1956年9月，陈克寒指示新华书店总店和国际书店总店联合召开全国图书发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对那些在发行工作中成绩突出的书店和个人予以表彰。1958年3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陈克寒到会并作了讲话。同年9月，陈克寒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这一调动的原因是，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中央非常重视这次庆祝活动的安排，除了大会庆祝、邀请外国来宾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外，还要求北京市政府能安排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陈克寒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调到北京市委工作的。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亲自出马，去各个文艺团体动员。节目上报以后，他又亲临排练场，对节目逐个审查。正是因为陈克寒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国庆10周年的文艺专场好评如潮。1962年6月，北京市委领导班子换届，陈克寒仍任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北京市委改组，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高扬文、郭影秋、陈克寒、万里、赵凡任书记处书记。然而，仅仅过了5个月，突然宣布撤销陈克寒、万里、赵凡书记处书记职务。从此，陈克寒被卷入了无休止的批斗之中。他实在不明白，造反派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些不实之词强加于他的头上？他曾经服过安眠药以求解脱，但被救了回来。在商学院学生批斗他时，性格刚烈的陈克寒竟然纵身从两楼跳了下来，从此留下了终身残疾。

　　1977年11月，陈克寒当选为政协北京市第五届副主席，但他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1979年12月，在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陈克寒被任命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有关陈克寒所发表的作品，目前能够找到的有：《八路军学兵队》，这是由《战地生活丛刊》第8期刊印，时间是1938年。这本小册子共11章，72页，是专门供新加入八路军的战士学习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冀察晋边区》一书，1939年由《新华日报》馆印行，共126页。这本小册子被认为是为抗日根据地研究提供了最珍贵的资料。《游击生活三个月》发表于1938年8月12日的《新华日报》上，主要介绍了晋西某游击队与敌人作战的经历及其机智勇敢的作风。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陈克寒被称为全面报道抗日根据地第一人。1951年由湖北省委宣传部和共青团中南工委宣传部联合印发的《我们的祖国》一书，有3篇介绍祖国的文章，在附录中收入了金灿然、丁易、钱伟长、周恩来、陈克寒、胡绳、于光远等人的文章7篇，人民日报社论一篇。就在陈克寒重病缠身时，还在为《人民日报》撰写《把首都建成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优美清洁城市》。

　　1980年7月10日，陈克寒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