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成益
去年新旧交替的这个时候，我们宅在家中，正被病毒感染，或等着被感染。我在医院里面，眼见着一些老人离去。后来人们纷纷写出文章，多是怀人，不期然，我们集结了一批文章。我想这是人之常情，是人的本能，好文章就可能出于这种本能。最终组成了一个没有专题名的专题，归在散文里面。我想记录本身，可能就是文学最原始的功能。
也是去年，我们在鸣鹤开了一次创作研讨会，在座的好几位先生也来了。我们谈小（小）说，谈散文，谈诗歌，谈书法，谈地域文化研究，谈乡土写作，可以算是“鸣鹤谈艺录”。幸好大多有发言稿，即便是即兴发言，后来也都整理成文了，我知道这些都会成为慈溪文艺的历史文献。
但也有遗憾，前年还活生生坐在我们当中的人，现在他却因意外，躺在医院里了。他在去年夏天的时候，还发我一篇文章。我把它刊发在去年第二期的《慈溪文化》上，特意留下了他的写作日期——八月十五日二稿于觑山见水斋。我知道他的书房面对担山，觑山见水，多妙，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再写文章，只能祝愿他好起来！
这样的一件件事，我突然想到《古诗十九首》，当中有一句“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真是劈头盖脸，谁也躲不开，其实这也就是《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我们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创作，可能就是为了留下生命的瞬间，留下生命的印记，突破这种“人生如寄”的虚无，寻找生命的某种意义。也就是说，有些文字，有些书法，有些作品，是可以不朽的。
今天邀请的都是《慈溪文化》的作者，俞妍、孙荣、铁佶、碧云，两期都登场了。特别是六百，我们刊发了《小说两题》——《雨》和《绿火》，很快又成了《文学港》的“双响”，这不能不说是《慈溪文化》的荣幸。发现新人，推出好的作品，难道不应该是我们这些本土内刊应尽的职责吗？我们还邀请了杂志的美编蔡娟，从创刊号开始，我们抠封面上的每一个字眼，抠内页的每一条线。到现在，我们相互知道对方想要什么，我只要把稿子给她，她就呈现出一个我想要的效果。她也一直说，做《慈溪文化》最省事，最简单，因为改动最少。
《慈溪文化》创刊十年，我们不知道还能做多少个十年！
关于《沉钟》
方向明先生此前曾出版过两本散文集，也主编过一本名为《斯人可嘉》的袁可嘉纪念文集。最近我听说，他在写《沉钟》，一本袁可嘉的传记，并且是那种带点研究性质的，很快就要出版了。
方向明首先谈到了这本传记的写作方法，不是那种常规的传记，比如先写传主的祖上，这往往会打消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他的写作，是按照读者的认知顺序。比如先提出袁可嘉的身份，他是诗人、翻译家、诗论家，以此为切入点，写他的写作、交游；写袁可嘉作为《九叶集》的作者，为这本书写序，提出诗学理论。而此时袁可嘉正好五十九，无论作为一个写作者，还是研究者，都在他最好的年华上。
作为同乡作者，写作的起点当然是从乡土出发，比如写袁可嘉的童年、故乡、求学，很多地方，方向明都细细走访过。方向明认为，袁可嘉不光是属于慈溪的，同时也属于中国的新诗发展史和现当代文学史，他赞同谢冕在《中国新诗史略》中的观点，认为“九叶诗派”作为现代诗的前辈，成了“朦胧诗”最有力的支持者。
方向明还分享了他的投稿经验，先给出半本，当他们还想要另外半本的时候，意味着编辑已经被文字打动。很多读者都会有类似的阅读经验。他认为这就像是谈恋爱，不能一目了然，得留着一点新鲜感。
这本传记提供了很多新的知识，也符合当前年轻人的阅读口味，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市场前景。此书将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今年的重点书目推向市场，所以买书就是对作者最大的支持了。
方向明还特意带来了发表有部分章节的《十月》杂志。阅读下来，我的感觉非常畅快，那种往回闪现的写法，很有意思。有点儿像人物传记，有点儿像读书笔记，又有点像人生感悟。就像我们这些人，在社会的最底层做着文艺的梦，又都在时刻感受生命的无常。
我问方向明先生的年龄，他答说今年五十九岁，也就是袁可嘉在新时期重新被发掘的年龄。真是冥冥中注定！
人生的静心剂是书法
徐光强老师曾写过一篇《我与文化馆厮磨六十年》，写他与文化馆的渊源。算起来，这份因缘将近七十年了，人的一辈子能有多长，想想真是不可思议。我不顾他年事已高，还是要把他邀请过来。因为他去年办了一个名为《三千云烟》的书法展，出版了同名作品集，另外还有一本速写集和一本散文集，这些可以说是他一生文艺创作的总结。这些事情，他没有创作基金，没有出版扶植，凭一己之力，一件件办下来，很不容易。
徐老师真是特别通透，特别潇洒。六十八岁学开车，七十几岁开始摆弄iPad、iPhone。因此他的创作，从来没有固步自封，永远在学习，一直在进步。学书法，到老年还在探索、还在进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书法家中都是稀罕事。因此，我写了一篇《书法学习的一种方法——兼论徐光强的书法创作》，试图进行一点初步的解读。
徐光强分享了他的学书道路《人生的静心剂是书法》，也就是书法与他的人生的相互关系。他说他的兴趣发生，首先源于父母的培养，他的父亲小时候是云漾乡大字比赛一等奖，这是他父亲一生的骄傲，所以很重视对少年徐光强书法的临摹与练习。父亲想出了一种激励机制，比如在私塾里老师批大字，得到十个圈，就奖励一个鸡蛋。比如在庙会上帮他买了三本大字字帖，一本刘海峰，一本陆润庠《西湖诗》，他几乎能写得一模一样。当时的社会上，也有一种对于书法的崇拜风气，比如姚北潮塘、高王一带，有书家张德海、陶其情等，有很好的名声。
徐光强认为他的学书道路之所以没有走歪，主要源于拜师。在余姚简师读书时，受到钱罕弟子王异文指导。一九五四年转到绍兴师范读书时，又找到了沈定庵先生，他是徐生翁的关门弟子。沈定庵指点徐光强行书要学《集王圣教序》。后来工作后再度深造，读宁波师范，又遇见刘文选老师，刘老师介绍他到浙江美院找潘天寿学习。潘先生喜欢公鸡，徐光强就带着被酒灌晕的公鸡去杭州。在美院，他向赵宗藻学木刻，向陆维钊请教书法。陆老师认为一本字帖，至少要学三年，从而形成自己的“字库”，也就是一套书写的模式，才能成为书法家。这样的学习，扩大了他的视野，走正了路子。
这个时期，徐光强还从事小说以及民间文艺的创作，但后来迫于形势，都终止了。书法就像启功先生一样，可用来写大字报和标语，而有所保留。往往是白天教书、种田，晚上才有时间练习。夏天为防蚊子，穿着高筒靴，在书房写字。有时候为写字，而忘了劳动，这个时候往往被妻子责骂。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迎来书法热。徐光强也一头攻进了书法。为检验书法学习的成果，他去投国展。为了准备四届国展，把《冷泉亭记》写了二百六十遍，这成了他的成名作。当他得到入展通知，仿佛范进中举，去向书友报告喜讯，冲到茭白田里而不觉，可以说是为书法而痴狂。当时刘艺评论他写得太过漂亮，建议学碑，所以后来又学魏碑、汉隶，不断往上追溯。先后入展十余次，到老年展而止。
徐光强总结学书经验，要静心，但凡真正学书，要真正向古人学习，跟古人相通，不可浮躁，自造一套。不要换帖太勤，要深入下去，形成“字库”。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综合修养，不要局限于写字，要读书，更要好好读字帖。
其实，徐老师的讲述很多地方非常幽默，充满细节，这也印证了我们观看“三千云烟”书法展的观感。徐老师的书法充满文学性，不光是字词、文句，他能写自己的内容，字面上记录一些东西，不仅仅指这些。而是说他在用书法这种方式，用笔画、线条、字幅等元素，表达他的感情、他的生命感受。这种文学表达，打通了文学与书法的界限。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良宽不喜欢的那种“书法家的字”，而具有更广阔的精神表达，这是徐光强书法的可爱之处。可以说书法是一种综合艺术，而徐老师是具备这种综合才能的。从他自己的讲述，相信大家也能体会到一些。
现实与虚构
俞妍今年出了一本小说《山野幽居》，开篇就写到了主人公到文化馆的“百姓课堂”来学二胡，或许俞妍本人就来了吧。关于《山野幽居》，我们甚至进行了一次长达一周多的连续谈话，最后整理成文，有一万六千字。这似乎成了这本小说的阅读指南，或者钥匙，或者按照俞妍本人的说法：经过这样的细致阅读，小说才得以真正完成。
好的小说，总是不怕阅读，不怕谈论，所以我还意犹未尽。我首先想到的是，请俞妍谈谈小说的“现实与虚构”，怎么从现实到虚构，两者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小说到底是怎么来的。我跟她说了想法，她说就这个话题，她可以讲两小时，她不怕出卖自己。
俞妍说：“我的写作纯粹是为了兴趣，我对这世界充满好奇，对自己也充满好奇，当然不是肤浅的好奇。所以我其实很少扎堆，不喜欢加入这个群那个群。我对人的判断也是，大家所说的坏人，或者口碑不好，我看到的往往是她的悲哀。而大家说的好人，戴满了光环，我却十分警惕，看到的是背后的虚伪，以及为了人设苦心经营。这也是另一种悲哀。当然，我也非常理解人的奇崛感情。我对人的各种感情都能理解。”
讲到小说的虚构与现实，她认为“文学并不高于生活，顶多与生活平行，只不过生活的一角。但这冰山一角却充满着生命的隐喻与象征，浓缩了我们的时代……可以这么说吧，我的小说都是有原型的。这些原型有些来源于身边人的生活，有些来源于亲朋好友讲的故事，还有的纯粹来源于无意间看到的一些细节。当一个东西触动我时，我一般会及时记录原型本身，然后开始琢磨视角。因为我觉得视角是极其重要的。我听来的可能是八卦新闻，但如果进入小说，就成了另外的物种。因为小说是不讲道德的，不做价值判断的，更多的是表达人的困境、纠缠、混沌，对人的同情，对世界的理解。所以，我笔下没有好人与坏人，我写的都是挣扎的人。他们怀揣着内心的小火山，甚至怀揣着刀子，一路向前。”
接着，俞妍用她的小说《香蕉照片》《晚香》《栅栏》《童话镇》等篇目的写作，具体分析了从原型到小说的产生过程。
俞妍最后总结，“小说创作一定不要被原型牵着鼻子走，那将会沦为单纯的讲故事，甚至会写出狗血的故事。所以重塑显得尤为重要。总的来说，在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中任意穿梭，贴着地面飞翔，还是挺有意思的。”
俞妍的学生六百以为，俞老师就像一个魔术师在揭秘自己的魔术一样，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她甚至有一点点心疼自己的老师了。
整个创作研讨会，持续近四小时，参与其间，而不觉其长，想想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的话题关于传记写作、书法与人生、小说的现实与虚构，不断诘问与深究，让人仿佛有重回写作课堂的错觉。
或许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