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炎，1917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廿八）出生于新浦乡水湘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兄弟六人，排行第六。还算幸运，年幼时，上过几年小学，粗通文墨，且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当地也算是一个文化人，而上肩五位兄长则与学校无缘。终因家庭拮据，孙文炎小学未毕业便辍学，跟随父亲与众位兄长种地、靠海。20岁结婚成家，随后陆续生养3个儿女，孙文炎成了小家庭的顶梁柱。种地与靠海收入有限，一家五口日子过得艰难，孙文炎寻思着能有其他挣钱的门路。1942年秋日的一天，听王聚记酒米店的掌柜说，去对江海宁贩运瓷器、红糖、丝绸等，可以做点小生意，孙文炎便动起了这个念头。杭州湾海面辽阔，潮汐涨落，风浪不定，船只又是不甚宽大。尽管风险不少，孙文炎还是毅然渡江前行。
本钱不足，再加利润微薄，几次往来，钱没挣到多少，却结识了一位对孙文炎人生之路带来深远影响的朋友老朱。这位老朱来过新浦水湘几次，每次都借宿在孙文炎家。那时水湘村民大多家境贫寒，住处简陋，墙壁多以竹条编扎，墐泥涂抹。隔墙有耳，老朱与孙文炎晚上说话的内容时不时传到隔壁四哥的耳朵。“抗日”“新四军”“共产党”，这些词语在目不识丁的四哥听来，似懂非懂，却又觉得是干了不起的大事，内心充满敬意。解放后，四哥给族辈与乡民讲起这段往事，依然兴奋不已。原来，老朱名义上是到新浦来看有无合适的生意可做，实际却是一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不断发展新的革命战士。孙文炎在老朱的教育与引导下，深受启发，决定加入革命队伍。
1941年4月，镇海、慈溪、余姚相继沦陷后，新四军浦东部队南渡，浙东军分会建立，抗日烽火在三北大地熊熊燃烧。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在宓家埭正式成立。8月，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在鸣鹤场金仙寺成立，统一整编浙东部队，把主力部队编为三、四、五支队（简称“三五支队”），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1943年的上春，孙文炎在老朱的带领下，来到白洋湖畔，加入姚海自卫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孙文炎所在部队，主要活动在姚北。孙文炎家里有6、7亩薄地，多数时间全凭妻子一人劳作，农活辛苦，妻子也免不了口出怨言。妻子本人或托人去找过几次，只因游击队行踪不定，每次无功而返。后来，托家住西街村的王仲良（中共三北地委书记）侄子王炳祥写了便条，妻子叫上本家兄弟再次进山寻找，终于碰面。妻子苦劝，希望孙文炎回家安心干农活。孙文炎答应，战事稍缓时会赶回家，打理家里的庄稼地，妻子也就不再勉强。如此，孙文炎时而待在部队参加战斗，时而回家干几天农活。村民不免感叹：文炎当兵一心坚！
1943年4月的一天，离家多日的孙文炎又回到家中，妻子展颜，孩子绕膝，家里一片温馨。但第二天一大早，孙文炎就出门了。他头戴草帽，肩扛刮子，腰系一只藏了手枪的刀笼篰，径直走向下闸口（新闸）侦察敌情。当时，日伪军占领了庵东盐区，肆无忌惮地掠夺盐业资源与周边群众的财产。日伪军还建立“清乡”区，即东起新浦新闸、西至英生街沿七塘筑起了两道海底抢笆，据点要口各修建了大小碉堡。其中，闸口南、新浦江西筑有一座坚固的大碉堡，闸口东、塘北沿另筑一座土碉堡，驻伪军两个连的兵力。据当时情报，敌人“清乡”区还要向棉区扩大。为防止敌人对三北抗日根据地构成更大的威胁，三北游击司令部决定由“五支一大”会同姚海自卫队攻打下闸口伪据点。这天，孙文炎与其他同志的任务是侦察碉堡的位置、伪军的人数，以及打击的线路，为“三五支队”的进攻做好部署。
1943年5月5日凌晨，“五支一大”会同姚海自卫队对下闸口伪据点进行攻击。孙文炎参加了这次战斗。因为我方装备简易，没有重武器，敌方凭借坚固的碉堡负隅顽抗，战斗成僵持状态，持续一个多小时。后传来相公殿和庵东的日伪军前来增援的消息，我方就主动撤出战斗。下闸口敌人据点虽未攻克，但也阻止了敌人“清乡”继续向棉区扩展，打消了敌人要在新浦、胜山再设据点的美梦。
下闸口战斗后，孙文炎所在部队撤回沿山一带，继续展开游击战。孙文炎受上级指示，回到家乡，组建基层民兵组织。1944年下半年，新浦乡民兵大队在新浦庙宣告成立，孙文炎任大队长，岑水永任指导员。参加自卫队的有西街、水湘、浦沿、老浦、余家路等村的地头农民和靠海渔民，人数达100多人。民兵战时为兵、闲时为民。他们组织聚会，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英明决策，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打击地痞流氓，维护乡村安宁，顺民心合民意，赢得了百姓的拥护。1945年2月，孙文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孙文炎带领民兵队伍，举行庆祝游行，他们拉横幅、呼口号，声势浩大，从新浦一路到逍林，再从逍林回到新浦庙，沿途吸引无数的父老乡亲。
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浙东新四军奉命北撤。孙文炎儿子清楚记得：其时他8岁，道地芦略（芦苇作的席子）上晒着白棉花，正是棉花收摘的季节。头天父亲与母亲一起还在地里摘棉花，第二天起来只见母亲双眼红肿，神情黯然，已经不见父亲的身影。母亲告诉他，父亲已经随部队渡江去了，不知何年何月再回家门。父亲离家别亲，走上革命前线的情景，永远定格在了儿子的记忆中。
此后数年，孙文炎杳无音讯，家乡亲人承受着生活的艰难与思念的痛苦。直至1949年7月的一天，孙文炎的三哥收到了一封信，寄信地址为山东青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二军九十五师二八五团，写信时间为6月25日。三哥拿着信，请识字的邻居诵读：
“由于我党、我军处处为人民利益打算，受到了全国各界人民的爱戴与拥护，人民受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压迫剥削，有了今天的翻身，劳苦大众再不过从前的一种苦难的日子，今后，生活会慢慢改善，有穷苦人说话的权利了。哥哥呀！要很快翻身，也应当协助革命，参加革命的各项工作。”孙文炎在家信中，憧憬着百姓生活的美好未来，昭示了一个革命者的理想与信念。收到来信，亲人们奔走相告、欣喜不已，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过了一个月，家乡亲人又收到孙文炎寄自同一地址的来信，时间为7月29日：
“三哥：家里的事情不知道如何？妻子、孩子还在家否？今年的花利好不好？我听上级讲，天文台的电报说，杭州湾后海有台风。不知后海有没有风潮，是大还是小？我非常愁。阿伯那里给我代说，我是在革命的老百姓的军队里打一批吃白食、敲竹杠的坏人，为穷苦受气的人报仇。靠海的赤足兄弟也给我望望他们，将来还可以同穷兄弟姐妹们在一块说说话。三哥：叫他们都参加新农会、民兵、自卫队，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女人、小孩，都叫他们参加各种团体，都有帮助的。”孙文炎在家信中，念叨着家乡的亲人与穷苦兄弟姐妹，希望他们参加各种组织，提升自己的素养与能力，对社会对自己都有重要意义，字里行间透露着浓浓的乡亲情意。
根据孙文炎来信中提及的部队番号结合史料推断，失联的四年期间，孙文炎参加了孟良岗战役、淮海战役及解放青岛战役等无数次大小战斗，出生入死，浴血奋战。1949年11月，孙文炎所在部队南下福建，驻扎在福安，原计划参加攻打台湾的战斗，后参与剿匪。因多次负伤再加战争期间生活艰苦，孙文炎身体渐渐变差而得病。在福安时期，孙文炎与家人通信频繁。他关心家庭的经济生活情况，希望家人依靠政府与生产自救坚强度过困难；他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教育孩子要懂事，长大了为国家出力，为人民服务；他汇报要解放台湾与剿匪，暂时还不能回家，希望家人不要多想；他积劳成疾，为自己病弱的身躯而担忧。字字句句流露出怀乡思亲的殷切之情。
1952年8月中旬，不幸的消息传到孙文炎家中。福安军分区寄来了孙文炎的《病故革命军人证明书》和部分遗物，另附卫生队写给孙文炎儿子的情况说明：“你父亲自1952年5月后，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经治疗无效，于7月病故。现葬福安县十二区洋头村溪口山。”革命生涯中，孙文炎历任事务长、副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亲人客死异乡，家人哀思绵绵。
孙文炎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英勇的革命战士，理想远大，信念坚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松柏长青，英名永存，孙文炎不仅是家人的骄傲，也是家乡的骄傲，他的革命事迹值得家乡人民学习与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