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每家每户家中堂屋内必有几张年画，内容多为年年有鱼（余）、五福临门和福星高照之类的喜庆画，但往往一贴就是一年。不知何时起，挂历走进了千家万户，逢年过节，新年挂挂历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年俗之一。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庚午年，家中获得一个新挂历。上面印有十二位古装伶人，个个花容月貌，我见犹怜。因为这十二伶人，我原本单调的乡居生活似乎丰富了许多。每个月底，成了我最渴盼的日子，不光是可以把陈旧的日子翻过去，更是为又可以迎来一位面容姣好的美女子而欣喜不已。

　　原本墙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只有时间在墙上凿下的一些深浅不一的灰色斑痕，有些，甚至轻轻一碰就会掉下一块来。重新糊墙还受限于财力，遂等到把最后一个“美女子”也翻过去之后，母亲干脆将它们全部撕下来，一幅连着一幅按顺序贴在墙上，既遮了丑，又扫去了一屋子的苍白与清寂。

　　陋室仿佛一下子就蓬荜生辉了。

　　白天，有农闲的乡邻找父亲闲聊，东拉西扯无话可说之际，便抬头望一眼墙上的挂历，眉头一皱，抽一口“上游”烟，又可以从天上的女人说到地上的女人；晚上，母亲在灯下做衣服，两眼迷糊的时候就抬头往墙上望一眼，突然又像是被什么惊醒了似的继续手中的穿行。

　　我则不把它们当成纯粹的装饰，常常有事没事拉条板凳，一心一意地望着墙上的挂历。沾着一份暑期的闲暇，可以把挂历中的每一首小诗都似懂非懂地吟诵一遍。那时我还不曾学到宋词，念到词牌名又不免如坠云雾之中，以为那是十二位伶人各自取的姓名。比如：鹧鸪天、祝英台近、醉花阴等，真乃一个个水灵的“好名”啊。

　　但不久，我也发现了这些名字的“古怪”之处。比如鹧鸪天，鹧鸪以鸟作为偏旁，必然属于一种鸟类，不乏把鸟名当作人名的，可加个“天”又是何故？又说“祝英台近”，“祝英台”自有其名，可加个“近”字岂不是画蛇添足吗？就属“满庭芳”最像名字了，可它旁边的“卜算子”又是什么怪名？姓“卜”倒也罢了，居然还叫“算子”。我当时真是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些古怪的名字，欢喜之中也常带着一丝闷闷不乐。直到有一年翻开宋词，当一个个词牌名以圣贤般的庄重之势伫立于眼前时，竟把我一下子就羞得无地自容了。

　　除了诗词，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古装扮相的美丽女子。她们衣着不一、神采不一，连在眉眼中流露出来的温情都不一。有的妩媚，有的清冷，有的哀愁，有的娇羞，有的温和——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态。有时，午后的阳光透过窗纱在墙上投下一些光影，那静态的一面墙，就会变得异常丰富和生动，挂历中的女子一个个都像要从里面走出来似的。而我，亦可以从挂历外走进去，去抚摸那些假山、楼阁、石阶，以及那绿绿的芭蕉、翩翩的水袖……

　　这真是美妙的一刻。

　　触景生情，促使我在家中翻箱倒柜，找出那盒废弃已久的彩笔来了。那种焦灼地找寻画笔的过程，让我隐约意识到自己对此怀有一份难以言说的炙热。那挂历于是成了我幼年自主学习绘画的最初范本。只记得那时心中只有一念，便是：我想画，我要画。

　　涂涂抹抹费了一沓白纸之后，笔下的伶人竟也慢慢有了模样。在给她们修饰妆容与服饰的时候，更有种女娲补天般的神圣之感了。

　　只是这种神圣感并未支撑我太久，我天生的好奇心在遭到不断地引诱之后又越过那些挂历去寻觅其他，几番辗转，已把精力全部埋在了几本童话故事中。那些画呢，我都不记得搁在哪了。

　　接着又是新年，家中堂屋里又见新的挂历。我却早已失去了翻阅它们的兴致。

　　那些年，各类画册、书籍、杂志、报刊以铺天盖地之势不断地向我狭小的世界涌来。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应接不暇”。但每年母亲都会近乎央求地让我翻一翻新年的挂历，她总说：“今年里面的画是最漂亮的，我都快挑花眼了。以后你空了可以拿来画画……”

　　每当她这样说时我便低头不语，她不知外面的世界早已经变了样。

　　这些年来，虽自知有一点绘画的禀赋，却终究与它磨合不好，任性中就把它打入冷宫了。而今回头看，那些挂历，之所以没有在大浪淘沙的境遇中削减它在母亲心中的位置，也许要感谢她人至中年的怀旧。可我心中明白：她并非真正需要它们，而是不忍丢弃我年少时曾有过的，一个瑰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