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闲着无事，携妻去鸣鹤古镇转转。
在古镇中街的“德园”，观海卫书画创作基地那，见偏门开着，便打算进去看看。不成想，这是另一个私人庭院，屋主（房租的）虽不苟言笑，倒也不拒绝参观，只是略提醒道：“莫问，勿摸。”屋里院内略参观了一遍，当他得知我妻子会书法，对我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请我们上座，坐的还是民国欧化的古董椅，据他说我们是第二个坐这些椅子的人；上茶，上的是上好的白茶。后来得知他想在这开一家茶社，想请我提点意见，于是高谈阔论一番，谈老宅布局、画的搭配、色调、物件摆放、庭院改造等等。他一一认同，点头着。聊到厅上挂的那块“年高德劭”匾，细看才发现右边有一行小字“民国大总统题褒”，左边一个小字“叶”，匾的正上方加盖一个大红印“荣典之玺”，一时把我惊呆了。忙问是谁写的？“孙中山！”他答。
听到这，我陷入了一阵沉思，只是略提道：“这匾要好好保护，若是能挖掘下，宣传宣传，说不定游客会络绎不绝。”他表示认同。而“叶”字他不知何意，我猜测应是受匾人的姓，下面的名应该损毁了，因我略知鸣鹤以前叶氏族人开药店是蛮有名的。
出了这庭院，我一半的精力已不在了游玩上，反复问着自己：“这真是孙中山先生写的？”问的次数多了，答案显然不是的，一是孙中山只做过临时大总统，严格意义上讲，他没做过大总统，以孙中山的品性，是不大可能会在牌匾上冠以民国大总统的头衔。其二是那个章，一个一心想推翻帝制的人，怎么可能会使用一个带“玺”（皇帝的印章）字的印章？其三“年高德劭”四字的书风，与孙中山的也不太像。
之后我百度搜索，看是否有关于此的报道，因据屋主介绍的情况，他显然是听别人说的，不成想，还真搜到了。据中国宁波网转载《宁波日报》的一篇报道，可知此匾系孙中山所写的说法，就出于此。在采访的过程中，镇上小有名气的镇史研究专家、67岁的王盈根老人特意赶来告诉记者：“这匾应是孙中山赐给叶鸿年的。”他拿出《续刻杜白两湖四浦水利全书》，来予以佐证，上面记有叶鸿年的事迹，然后又拿出叶氏后人俞菁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听外祖父叶树莱（叶鸿年幼子）曾说，小时候在宁波祖屋中，曾有一块匾，应是《古镇鸣鹤》一书中提到的孙中山赐予‘年高德劭’之匾额……”
随后，记者查看了由当地乡贤于2001年编辑出版的《古镇鸣鹤》一书，其中“古镇人杰”一章中有关于叶鸿年的记载：叶鸿年生于1847年，卒年不详。民国成立时，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曾委任他代理鸣鹤场盐事长，后来担任过乡自治委员、商会董事、水利局总理等职。民国四年（1915年）8月，吴锦堂（近代爱国侨商）等呈请县知事嘉奖叶鸿年。晚年，叶鸿年荣获孙中山赠予的“年高德劭”匾额。文中夸赞他“仗义疏财、热心社会公益”。
看到此，假如民国四年的时间不差（1915年是呈请知县嘉奖，可见得匾时间应该更晚），我可以断言，这绝非是孙中山所写，因那时他早就不是总统了，而是袁世凯任临时总统。而叶树莱的回忆，只能佐证这匾确是他家的，而匾到底是谁赐的，他是以《古镇鸣鹤》一书作参考，不能做依据。
写到这，可能还有人不信，我们可查阅下民国时期几位主要领导人印章的史料，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诸事草创，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当时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与“大元帅印”，却没用几次。
到了三月份，袁世凯在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刻了第一枚“中华民国之玺”，用的时间也不长。
民国三年（1914年）5月，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国玺条例，在政事堂下设立印铸局，重新安排刻制国玺，共计五方：“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钤盖在颁发勋章等勋赏文书之上）、“封策之玺”、“大总统印”、“陆海军大元帅之印”（从刻印中可知，袁世凯一开始就有称帝的野心）。
1915年12月，权力欲望极度膨胀的袁世凯，准备于1916年元旦称帝。这时袁世凯又刻制了一套帝国内容的宝玺：“中华帝国之玺”“皇帝之宝”“诞膺天命，历祚无疆”等。
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在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9月1日，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这时刻制了一方“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印”。
1928年8月，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中，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11月2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制玉质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由于缺乏荆山之玉，只好让各处留意。”此印经过寻玉到雕琢，直到1929年10月9日国庆前一日才完竣。而后新疆省府主席又寻得璞玉一方，送往南京，做了“荣典之玺”，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1日启用。再往后，这两枚印玺跟着蒋介石一同去了台湾（这块匾浙江新闻《都市快报》也曾报道过，但将“荣典之玺”的“荣”字写成了“龙”，文中还提到此印在台湾，一定是与蒋介石手上的那块混为一谈了。袁世凯五个印玺中的三个，如“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陆海军大元帅之印”，现存于沈阳故宫博物馆内，其他的是否在那，就不得而知了）。
由上可知，除袁世凯和蒋介石外，孙中山手上压根没“荣典之玺”。既然他手上没这印章，又何来盖章题字？而蒋介石的虽有，但时间对不上，而且字体的线条和鸣鹤的不一样，如“荣典之玺”中的“典”字下半部分和“之”字的上半部分，鸣鹤匾额上的章线条转折处带有明显的过度圆弧，而蒋介石的印章几乎呈垂直。而鸣鹤章上字的线条，却跟袁世凯的“荣典之玺”完全吻合，难道这是袁世凯所写？
其实不然，当时袁世凯忙着做皇帝，又被众人推翻帝制，加上病入膏肓，哪还有时间和心情写这些牌匾？而这极有可能是1916年6月，袁世凯离世后，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所写。黎元洪当时虽身为大总统，却手无实权，倒是乐意做这样表彰的事。如：同属于慈溪的掌起，有一块形式与字迹几乎一模一样的“年高德劭”匾，当时褒奖柴仰清老人，就是黎元洪所写，落款是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慈溪文物专家考证过）。如：网上题为《保康首次发现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题匾》中记载：“志洁行芳”牌匾，是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写给吴元泽（曾担任民国大总统待卫长和征兵局长，上将军衔）大儿媳吴陈氏的贞节牌匾，除这一块以外，还有黎元洪所题“年高德劭”等三块主匾。而黎元洪手上的印，是袁世凯遗留下来的。因而黎元洪这样带“荣典之玺”印的题褒书法写过不少，而且字迹很像，形式几乎相同，特别是那个印章，都是盖在书法作品的正上方。这印，他是代表官方时用的，而他自己的书法作品，都不盖这印，盖的位置也都在落款那。
资料查到此，已豁然开朗，心头的疑云早已烟消云散。归途，又路过那，屋主热情相迎，我不知是因我的点子，还是妻子替他在团箕上写的一个斗大的“茶”字，且不去管它。只是我暂时不想将自己的研究告诉他，总觉得未免有点操之过急，只等变成铅字。
返程的路上，我总在想：人活一世，十分短暂，生前不论你赚了多大的钱，手握多大的权，都不能留下什么，只有造福一方百姓，留下点对社会对国家有价值的东西，人生才熠熠生辉，不虚此行，如手捏的一个器皿，捐建的一座古桥，题写的一幅墨宝……在悠悠岁月中，终会等来一个欣赏它的人，因而变得弥足珍贵。这或许就是人来到这个世上最终的目的，也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