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父亲做个记，这个念头老早就有了，可就是迟迟不曾落笔。并非父亲没有值得写的东西，恰恰相反，回忆父亲，就仿若放老电影，各种画面各种生活碎片都会喷涌而出。但从哪里写起呢，又该如何写呢，常常萦绕脑际，也常常困扰着我，设计过多次，却总布不出一个像样的局、谋不出一个可行的篇来，于是一再搁浅。或许，越熟悉越亲近便越难写？
别人眼里我父亲是个沉默寡言，不喜结交，又略带清高的“文人”，为什么带引号给文人二字呢？说是文人，其实也就中技毕业，跟真正的高知及文人墨客是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但在那个大多数人都读不起书的年代，又是在那种鲜为人知的小地方，哪怕只是小学毕业，也会被人尊为读书人而高眼相看。像我父亲这种出过远门求过学的，更是寥若星辰。因此，父亲常为乡里乡亲称作文人，就不足为怪了。既然父亲是文人，我的母亲必也得有相当学历与之匹配，于是，中技毕业和中专毕业的两个人建立起来的家庭，也被左邻右舍远朋近友顺理成章地称作了“书香门第”。
父亲出生时，家境较殷实。其祖是生意人，在逍林开有一家据说还不小的南货店（副食品店），我记得我们的老宅左首边有两间柴房，从柴房地底下曾掘出过多只长缸，奶奶说这是我太祖储藏泰国糖的糖缸，太祖生意做得大，单单泰糖就要进很多长缸。因为糖在店铺内多日放置容易融化损坏，为尽可能保存久远，太祖在柴房掘地三尺，把一只只盛满泰糖的缸深埋地下，这样，隔绝了阳光和空气，阴阴凉凉，糖就如同被放进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里，不易受潮受热。当然，埋在地下的糖也经不住天长日久的储存，斗转星移，它们慢慢都化成糖水流散在地下，只留下了空空如也的糖缸……
这种家庭背景下，父亲从小衣锦食肉，生活无忧，自不在话下。
我曾祖是生意人，为代有继承计，他对我父亲的管教可谓严苛至极，他以为，要成为一名好的生意人，算盘笔子是必须首先练就的本领，因此，父亲自小便在其祖的督教下，勤练书法和算盘，稍有懈怠，便戒尺伺候，头顶上的“栗子头”随时都会落下。父亲说，他每天战战兢兢过日子，怕写不好字，怕打不快算盘，但最怕的还是跟着他祖父去“赞礼”。说实在，太祖肚子里也是有点墨水的，在小地方有一定的威望，若遇上族内哪户人家有婚娶，他会受邀给新人主持赞礼仪式，环节里必须有个童男跟他一起致礼赞辞，我父亲自然成了他的不二人选。父亲穿上小长衫，背诵着艰深晦涩的赞文，在婚礼现场为新人赞礼。他常说，当时他还没有赞礼台高，之乎者也读来拗口的礼赞文，他连字都不认识一个，更不用说理解了，也就通过前几天的强记硬背，被赶鸭子上架似的，硬着头皮跟去的，自然少不了在现场出忘词或念错字的洋相，也自然少不了回家后遭受祖父的训斥和“栗子头”。父亲说，他怕祖父，就像蚂蝗被扣进盐糊竹罐里。“但也幸亏有过这种经历，让我从骨子里爱上了学习”，父亲说这话时，不无感慨。
父亲的小学生涯是在三山学校度过的，最让他自豪的，路甬祥是他的同班同学！路甬祥何许人也？说出来怕会惊到人，对，就是那位大名鼎鼎、当过浙江大学校长、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路甬祥！父亲每每提起，每每眉飞色舞。肉眼可见，他总一厢情愿地沉浸在和中央领导同志是同窗的自我陶醉里……
忤逆的父亲，终究没能遂了其祖的愿，而是背着家人偷偷考上了上海水利学校，终于挣脱逃离了他心心念念想逃离的其祖的束缚和紧张压抑的环境。他不想成为生意人，以他的性格，恐怕也做不了生意人吧。
水利学校坐落在上海的五角场，跟同济大学对面相望。乡下人进了城，那十里洋场，那繁花似景，那灯红酒绿，大开父亲的眼界。读书之余，他也学会了摩登，劳力士表戴起来，白色西服穿起来，锃亮的皮鞋套起来，头发三七分……父亲生来高挑挺拔，浓眉大眼高鼻梁，这一身行头加持，妥妥的洋气的豪门公子哥儿不是？
要不是学校搬迁，恐怕父亲大概率会在上海落户的吧。真这样的话，我也就不是我了。
学校后来搬到大西北的兰州。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兰州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厂工作。他曾是工厂职工大会的全场会议记录员，也是甘肃省青年报的通讯员，负责报道工厂内部新闻。他自个订了很多报刊杂志，而《萌芽》是他的心头好，受启发，他给自己起了“绿芽”的笔名，说是用这个笔名在省报发表过几篇文章，下放时随身带回家，让我祖母帮他收藏在阁楼上，但终因特殊时期，那几张可以见证我父亲确乎文人的报纸，连同许多书籍和曾祖经年累月收藏起来的好多字画，统统被曾祖付诸一炬。唉，可惜啊！作孽啊！父亲在厂里还学会了跳舞，并有个漂亮的专属舞伴，此舞伴经常受厂领导指派给苏联专家陪舞，漂亮可能真不是吹的。父亲给我们讲这段时，从不避母亲，他绘声绘色地讲，母亲安安静静地听，顶多来一句“你就吹吧”完事，一点怒意都没。吹不吹的，谁知道，但听父亲说，舞伴叫亚萍，反正他后来给我起的名，跟舞伴一样。
下放回家，如果说是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倒不如说是遵循我祖母的一纸回家令。父亲原本可以留在原单位继续深造，但祖母受不了对儿子的思念之苦，便借助国家的政策东风，唤我父亲回到了家乡。
父亲是带着技术回家乡的，技校学来的电焊技术堪称精湛。档案提到当地不多日，便有多家企业向父亲抛来橄榄枝。掂量再三，父亲竟选择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药械厂，而舍弃其他几家全民制企业。没问父亲选择原因，他也没具体说。估计地理位置是他最终的考量因素吧。毕竟，父亲不会骑自行车，小地方哪来的公交车，工厂又哪有条件安排住宿。家在西门外，厂也就选择地处西门的吧。见过世面的父亲，在他看来，都是小企业，去哪都一样。
小小的药械厂迎来了一名兼具文化和技术的新员工，领导自然如获至宝，他们想好好培养这个可塑青年，便直接将父亲招入厂部办公室，意欲让他负责属于文化宣传这一类的工作，组织的大门也向他招过几次手。可是我的父亲呢，居然全不为所动，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领导的美意，拿起焊枪，转身战斗在了黑铁车间第一线，这一战，便是一战到底，直到退休。
还没来得及在外地施展点拳脚小显把身手，却因不敢抗拒母命而不得已又重返故里，我的父亲一定心有抵触。他后来似乎看破了红尘，不追名逐利，不阿谀奉承，也不再注重衣着，很少结交，独来独往，我行我素，成了别人背后议论的那种“眼睛生到额角头”的人。
“只求正道不求人”，这是父亲常挂嘴边的人生格言。其实，人活在世上，哪有不求人的？可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种不求人原则，曾经让我们全家吃过不少亏。他只一味地叫我们读书，好好读，认真读。读书才是王道，才是正道嘛。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饭后睡前，经常给我们灌输这些。那个年代，这种与当时社会思潮格格不入的言论，简直就是反动，我们当然不予理会，我们当面诺诺，背后依然没有好好读书，高考都名落孙山。就像当年他违背其祖的意愿那样，我们也违背了他的意愿。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是真不懂事。
父亲最终未能传承其祖的衣钵成为一名好的生意人，后来也没再干过跟文化有关的工作，甚而至于，没看他动笔写过只言片语。一介工人，终其一生。普普通通，籍籍无名。